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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数年高速增长的人民币汇率没能成为Ｇ7对话的“门票”，这或许是值得中国人庆幸的事。
在日前华盛顿召开的Ｇ7会议上，中国并没有给这个发达国家期待已久的“鸿门宴”太多惊喜。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将建立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但“何时放弃钉住美元机制尚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无论是中国财长金人庆，还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七国集团会议上的这番表示，都表明中国汇率改革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早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后，中国就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到1997年末，因应对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也应周边经济体当时的要求，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向全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大幅度收窄了汇率浮动的空间。
应该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收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94年开始，中国经济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续10年的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应当重新评价？应当如何评价？恐怕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实近年来，中国外汇市场顺差量居高不下，外汇占款的高速增长，甚至使国内基础货币供应压力持续加大，通货膨胀阴影不散，这似乎都会让市场产生这样一个必然的疑问：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如果被低估了，那人民币是否应当顺从市场意志——升值？
从两年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频繁表态中，人们不难发现，这绝不是一个有着简单而明确答案的问题。此次周小川和金人庆在Ｇ7会议间的相关发言，似乎更加强化了人们这样的意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且往此方向改革的每一步，不仅需要有度的把握，更需要一个科学的、逻辑次序的合理安排。
毕竟，与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压力同时并存的，还有中国自身的经济现实。虽然去年中国的ＧＤＰ已经排到全球第七，但人均ＧＤＰ却排在第111位，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十五分之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仅面临繁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而且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十分脆弱，对波动的承受能力相当有限。因此，如果过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可谓前车之鉴。1985年，在西方的挤压下，根本没能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日本，便容忍了日元的一路坚挺，以致日本国内经济泡沫泛滥。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一泡沫破灭，日本深陷经济衰退，而一发则10年不能自拔，元气难复。
对世界经济来说，如果中国重蹈日本覆辙，那金融市场又会如何？亚洲“金融危机”同样冲击了华尔街，就是先例。或许这正是金人庆为什么做此断言之所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同样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原因所在。
再换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已经位居第四，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目前又是全球最大的引资国之一。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显然是全球经济的福音。
尽管如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依然必要而且必然。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为之不遗余力地创造条件，且大有渐行渐近之感。但中国不可能现在就给出明确具体的时间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必须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际收支等宏观环境，必须考虑金融系统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改革进程，还要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等国际因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在升值的压力中，同样面对着贬值因素。比如，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地方政府的大量隐形债务、国有企业低下的生产效率、缺失社会保障的失业人群等等，这些因素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消化过程。当这些经济肌体中的“毒瘤”根治之前，贸然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甚至任由人民币升值，那会不会有一天，市场借用中国经济的“软肋”要求人民币贬值？如果那样，中国是否会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给出肯定答案，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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