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在未来几年中的大崛起，是当前每一位观察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头等大事。

    种种迹象表明：“国退民进”绝对不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正如国资委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演绎为“国退民进”，主张“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只讲“退”不讲“进”，是不正确的。我们看到，正在加速推进大型国企、尤其是100多家央 企的改制上市步伐；上汽集团、五矿集团、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挟巨资正在全球寻找收购对象；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宝钢、中铝、中房、百联等对行业正大举进行整合等等。显然，央企的大力扩张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历史性的大部署行动。

    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加强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能力，是其题中要义。可以说，近期围绕国企改革而起的“郎咸平争论”，来得很是时候。抛开其观点本身不论，郎咸平在发起这一争论的时间选择上，可以说把握得非常准确。

    当前有两种思潮，容易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一种是认为国企改革就是产权改革，而且，改革方向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比如MBO），这样的公司才有效率、治理才好、投资价值才高。这是完全错误的。

    国企改革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产权改革。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对于中央企业的产权改革，仍将以释出少量股份以公开上市、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为主，国有产权仍将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企改革，既不会走俄罗斯叶利钦式的寡头瓜分式的私有化道路，也不会走英国撒切尔夫人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道路。国资委也表示：“按照市场取向做强做大有优势的国有企业，搞好有影响力、带动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对实现地方经济和社会总体规划，维护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考虑国企改革发展这一课题，要放在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展开。拒绝疾风暴雨式的产权革命，进行微观的改良，应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才是一百多年来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主流，而MBO等只是对这一主流的某些弊端的修正罢了。比如，IBM与沃森家族、可口可乐与伍德拉夫家族、索尼和盛田昭夫家族、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与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的关系显然已经非常之淡，但它们的公司治理、投资价值并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加强了。一味地高估民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价值”，贬低两权分离的大型企业的价值，是不正确的。

    另一种具有误导性的思潮，是认为流通股东在企业中的发言权越大越好，甚至有人认为新出台的分类表决办法中，流通股东的表决权利还太小，还要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中来，这是极端错误的。

    举个稍远一点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认为，他所居住的雅典的衰落，正是由于其直接民主制存在问题。正如做鞋子的工匠必须懂得做鞋子的知识一样，管理雅典城邦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如果让不懂得治国的民众来直接投票决定城邦大事，不可能治理好城邦。因此，他主张专家治国论。因此，感觉到神圣的直接民主制被威胁的雅典人，民主地处死了苏格拉底。应该说，苏格拉底的观点得到了现代人的认同。哪怕是当代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并非实行完全的直接民主。而在当前，在大股东主导企业话语权的同时，加入具有专业水准的战略投资者的声音，也让流通股东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参政议政”，应该是一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但千万不可矫枉过正，否则将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