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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垃圾场”。这一颇带感情色彩的发言，不是民间环保组织代表疾呼之言，而是出自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之口。
这位国家环保总局的新闻发言人9月1日宣布，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他表示，有关部门将在中国六个大区各选择一个省，进行绿色GDP试点，争取今年底推出阶段性成果，为中国早日全面实施绿色GDP核算提供经验。
这一试点工作并非突兀。建国以来的工业化，尤其是从1980年代开始以追求GDP为最高目标的高速发展，和以资源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主要副产品的“中国制造”增长道路，使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今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有媒体描述到：“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7月29日，潘岳就此次特大污染在北京发表讲话承认，淮河已不能简单称之为河流，“枯水季节，死水一潭；洪水季节，毒浪滔天”，淮河基本丧失自净能力。
这一事件震惊全国，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1994年国务院曾经牵头开展淮河流域水体污染大规模治理，希望为我国污染日益严重的大江大河治理探索出成功经验，在这10年中，国家、地方和企业累计投入600多亿元巨资，但结果是淮河主要水质污染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
而究其原因，沿淮工业的污染排放屡禁不止被认为是最直接的祸首。类似的问题远远不只发生在淮河流域。国家环保总局网站也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了国家环保总局8月对唐山当地多家钢铁企业违法排污的调查，并给予了“触目惊心”的评价。
潘岳说，造成唐山钢铁行业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污染排放量则高出几十倍。潘岳说：“一系列数字和事实，使我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在中国号召树立新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无论“淮河事件”还是“唐山事件”，都让中国朝野对过去GDP这个压倒性的发展指标进行修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的说法颇具代表性：“过去以GDP考核政绩，片面地顾及经济领域事务，部分官员实现了升迁目标，但付出的代价却往往是全社会的。”潘岳亦指出，“确有必要调整我们的干部考核体系。”
自2003年开始，尽快引入绿色GDP的核算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考虑。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日前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引入绿色GDP概念，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已成为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据了解，今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成立双边合作工作小组，联合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工作。6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再次加快速度，举行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研讨会，3个月之后，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在这些工作基础上产生。
中国环境科学院院长孟伟介绍，按照设想，绿色GDP将成为一个精密的“过滤器”，在对官员政绩考核时，“无情”地把那些以高额生态成本为代价的黑色GDP因素统统滤掉。9月初，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刘家义讲话时亦指出，绿色GDP对于督促地方各级政府保护环境、实践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绿色GDP核算却并非易事。潘岳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技术的难点是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比如，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而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实还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其价值。”潘岳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难以估价。
而观念的障碍也不小。潘岳说，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将面临诸多来自官员的阻力。
中国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王金南还指出，我国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空白。比如，绿色GDP核算制度的推行政策，绿色GDP指标如何纳入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环境会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等等。
但另一方面，一些人士也提醒说，以绿色GDP指标考核官员存在局限性。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琨告诉《商务周刊》，可持续发展是由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协调发展来支撑。环境仅为其中之一。绿色GDP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一定程度反映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没有顾及环境与社会、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绿色GDP只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之一。”陈琨说，“绿色GDP编制得再合理，也不应该是政绩考核的最终指标。”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不仅要看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社会公平问题、社会福利与教育问题、消除贫困、建立法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于习惯于把“发展就是硬道理”理解为发展至上、效率优先的中国社会来说，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更多未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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