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立场来看，目前暂时不宜考虑参加首脑峰会，但可以通过部长级会议加强和G7的联系。

    G7：一个非制度化论坛

    G7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只是一个非制度化的论坛，主要由“具有相 同意向的国家”的领导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达成共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之间政策协调的加强，G7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在G7机制中，首脑峰会是最关键的。首脑峰会的成功关键在于首脑能够摆脱官僚体系的束缚，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磋商。正如英国首相Callaghan在1976年说，“参加会议的代表少而精，我们并不是相互发表演说，我们坦诚地交谈并尽量简要，这样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

    G7各国轮流主持峰会，峰会的东道国可以设立自己的议题，这使得峰会能够更鲜明地显示出东道国以及东道国首脑的色彩。各国提出的议题差异很大。每次均会有新的议题被提出。不过，程序性的新议题更容易得到通过。G7峰会也给了首脑针对危机事件提出迅速反应的机会。比如1996年里昂峰会之前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针对美国公民的恐怖事件，克林顿于是提出要对恐怖分子进行严厉谴责。

    首脑峰会的议题通常由首脑的私人顾问进行相互磋商，一般来说，私人顾问手下有两个助手，一个来自外交部，一个来自财政部。另外会有一位来自外交部的政治指导。各国首脑的私人顾问每年定期会晤磋商，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也熟悉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因此更容易提出能够被各方接受的议题。私人顾问和首脑均花很多时间筹备会议，但是他们很少关心在会议之后协议的落实和执行。

    随着G7的进展，部长级会议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其中包括环境部长会议（由Kohl倡议），劳动部长会议（由克林顿、布莱尔，Chirac倡议），能源部长会议（由叶利钦倡议），内务和司法部长，以及教育部长会议（2000年由施罗德倡议）等。除了财政部长会议，大多数部长级会议均包括俄罗斯。

    部长级会议的包括范围相对要灵活。G7的部长们经常邀请非G7／G8国家的部长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比如，在讨论1999年6月的巴尔干稳定，以及在讨论科索沃危机的时候，外交部长会议均邀请有关国家参加。财政部长会议创造了G20,其中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起讨论IMF的改革问题。

    部长级会议对于G7也非常有意义。对于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讨论的国际金融秩序重建问题，主要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提出，再由首脑批准，首脑对财政部长的议案没有任何修改。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首脑也会敦促部长会议达成某种协议，比如就完成乌拉圭回合问题，首脑在1990休斯顿、1991伦敦和1992年慕尼黑会议上均承诺要在当年年底完成谈判，1993年东京会议前夕，首脑敦促各国的贸易部长加快谈判，为1993年年底完成谈判进行准备。相对于首脑会议而言，部长会议更注重协议的落实和执行。

    国际组织如OECD、IMF、世界银行和WTO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落实首脑峰会的任务经常落在它们头上。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G7对国际组织有着很大的支配权。199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略有改变。同时，G7也认识到很多问题缺乏专门的国际组织去落实，比如毒品和反洗钱问题，所以这也是召集部长级会议的一个原因。

    中国与G7：加强进一步联系的建议

    中国是否应该成为G7／G8的正式成员，国际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加拿大学者John Kirton认为“目前经常被提到的潜在进入者，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如果想要加入，只有当其变为持久的市场导向、民主化的大国之后，才能接受整个体系的观点、责任感并具备对世界秩序作出贡献的能力”。英国外交官和学者Nicholas Bayne认为，G7主要解决发达国家内部的双边互惠问题，不适合中国参加。美国前财长Jeffrey Sachs建议G7扩展为G16,但是其名单里并没有中国。其名单包括巴西、印度、韩国、南非甚至尼日利亚、智利和哥斯达尼加。在经常被提到的下一个候选国中，印度和巴西名列前茅。印度是因为其实行了民主制度，巴西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优势（如果印度加入则亚洲有两个成员）。

    中间派认为，中国不宜加入，但G7／G8应该加强和中国的联系。美国学者William Whyman认为，如果把中国等国家置之门外，这些国家所贯彻的开放、多边的贸易体系，以及其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可能不会保持。他说，“如果G7重新强调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改，那么吸纳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最后一派建议接纳中国，同时建议将G7重组。美国学者W. R. Smyser早在1993年就建议应该吸纳俄罗斯，然后就是中国。但是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参加财政部长会议。1996年里昂峰会之前，Brzezinski建议成立G11,即接纳中国、印度和巴西。1998年Bergsten在克林顿访华之前认为，中国应该加入财政部长会议而非首脑峰会。加拿大学者Peter Hajnal认为，未来将出现核心层和外围层，核心层为美欧日G3,外围层为原来的G7加上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尼日利亚。加拿大经济记者David Crane认为，应该重新组成G5,即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和G7的联系，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暂时不宜考虑参加首脑峰会，因为正式参加首脑峰会意味着对我国的外交战略作出本质性的调整，由于其他首脑会议很多，加入G7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大。国外学者在考虑中国是否应该加入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理念是否和G7一致。如果G7邀请中国加入，估计将会着重在一些过去难以通过其他途径争取中国合作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因此需要慎重。

    第二，可以通过部长级会议加强和G7的联系，其中财政部长会议尤其重要，因为财政部长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防范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都和我国有密切联系。最近，中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和G7的副部长、副行长级别的接触已经开始，中国官员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阐述了我方立场，起到了较好的沟通作用。

    第三，在目前的情况下，G20仍然是我们和G7之间交往的一个缓冲地带，应该充分利用G20,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加强和发达国家的沟通。尤其是应该加强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合作。是否可以考虑倡议建立G7＋3财政部长会议，即G7加上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可以弥补G20中成员过多造成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也有助于弥补G7＋1机制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少数派的缺陷。

    第四，提高中国提出议题的能力。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一国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提出议题的能力。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准备，在过去参与相关的国际谈判时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或是仅仅能就原则性的问题发表一般性的讨论。今后应该加强对G7和G20的研究，同时还必须对财政部长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针对中国的问题及早进行准备。在提出有关的提案时，中国不应该仅仅关注和本国利益有关的问题，也应该更多地主动提出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议题，如何管制全球投机资本的流动、如何改革IMF的贷款条件性、G3货币频繁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

    第五，加强国内的能力建设和政府改革。国际谈判的大部分准备工作是和国内各个部门的协调。但是，在参与国际谈判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部门利益导致的部门保护、信息阻隔和误导，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也是导致中国在参与对外谈判时难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深层次讲，这需要对中国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更明确的定位。应该突出财政部和央行在宏观政策决策中的中枢地位。建议财政部牵头，定期召开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外交部等部委的联席会议，共同制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应该考虑财政部相应职能的调整，以便适应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