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中国股市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问题，而我已经基本摸清了象的轮廓”———

    “开始我想，只要比大厅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强就行，我就能成为散户中的第一；后来，我发现对手是大盘，只要研究透了K线的规律就能赢；再后来，我觉得大盘后面的对手才是真正的对手。”当张卫星的目光落在大盘背后时，他进入了一片当初不 曾预料到的天地。

    张卫星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他那股子得意劲。

    “都说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方案有多少种，其实哪用得着那么多，我手里这个‘张氏第三方案’就可以把中国1300多家上市公司的全流通问题全部解决。”他手指着自己的电脑，笑得简直有些忘形。

    张氏品牌营造者

    在他那种“得意的笑”中，你很难找到关于任何因日前起诉国资委被驳回的沮丧，或是因成立中小投资者协会久未得到答复的阴霾。

    他这个人并不乏味，也算爱好广泛。但是，对任何股市之外事物的兴趣研究，最终都被他用于对中国股市“股权分置”现象的解读，或是对“全流通”方案的搭建上来。

    “我的理论都是从股市的实践中一点点得出来的，扎根比较深，所以经得起考验。”这也是张卫星最得意的地方。

    1999年，“5·19行情”前三天，《证券市场周刊》刊载“个人投资者张卫星”的一篇6000字文章，预测中国股市历史大底在眼前，马上就要有一波大行情。此文令他在股民中名声大噪。当年底，他又发表文章，推出自己“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在于股权分置”、“全流通是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惟一途径”的招牌观点。

    此后，张卫星一边到处推广自己的理论，一边不断完善“张氏全流通方案”。虽然，多年来，他一直被主流经济学界“淡化”，但是，2001年至今弥漫在学术界、企业界和普通股民中的“关于中国股市的大讨论”，逐渐使“全流通”问题浮出水面。这使得张卫星在批评现行中国股市的体制，以及“国有股减持”、“债（抵）转股”、“中小企业板推出”等一系列措施时，底气更足。

    最近，张卫星又发表了一个更为夸张的观点———“溢价发行股票”是经济学邪教。“看着吧，不久以后，这种说法就会被理论界所接受。”又一丝得意之情飘上他的眉梢。

    志得意满之间，张卫星多年来对个人品牌的经营已是业绩斐然。

    股市唐·吉诃德？

    最近，张卫星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龙型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是集合了众多部落图腾的特征而成的，为的是让整合起来的不同部落都能对龙图腾有认同感。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中国股市的‘全流通方案’最终也要融合各家观点，让每一方都对最终方案有认同感才行。”他还说，“张氏第三方案”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完成的。

    “你折腾了这么多年，到底想要实现什么？”问题脱口而出后，记者才觉得有些唐突。

    “哈，你说得没错，我是一直在折腾。但是，我的理想却不是第一天就明确的。人的规划永远也赶不上现实情况的变化。”张卫星好像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研究经济、研究股市问题，完全是被逼的。”1996年，不愿意在商海中打滚的张卫星决定换一种挣钱的方式，他拿着十几万元加入炒股大军。最初，他也只是为了实现“钱生钱的发财梦”。

    可是，“股市是人类文明社会形成几千年后形成的东西，它凝聚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智慧力量。”进来之后，张卫星就觉得自己仿佛被一种力量牵引着。

    “开始我想，只要比大厅里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强就行，我就能成为散户中的第一；后来，我发现对手是大盘，只要研究透了K线的规律就能赢；再后来，我觉得大盘后面的对手才是真正的对手。”当张卫星的目光落在大盘背后时，他进入了一片当初不曾预料到的天地。

    “大盘后面的对手是谁呢？是庄家、上市公司？好像还有证监会？不对，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张卫星被那条弯弯曲曲的线弄糊涂了。

    为了弄明白这些事情，他开始查更多的资料，看更多的书。渐渐地，“寻找中国股市问题根源”的冲动，已经超过了“赚钱”的原始冲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卫星说是“一丝使命感”让他彻底偏离了最初的航道，走上了一条以“改造股市”为目标的研究之路。

    从小梦想做“大家”

    不过，记者还是不相信，张卫星只是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在他表面的“天真执着”之后，是否还有着某种深藏不露的“野心”？

    张卫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问及当初的选择，他说中学时代，他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成绩也非常好，他高考时的物理成绩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名。“那时候，我崇拜牛顿、爱因斯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研究出一大定律来，成为物理学大家。”

    但是，儿时的远大理想在进入大学后开始远离张卫星，原因是他发现“现在的物理学研究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且，简单的定律都被人研究完了，接下去的研究越来越复杂，自己无法胜任”。

    可以想象，毕业后，张卫星是不可能在这个他成不了“大家”的行当里做多久的。果然，他很快和朋友在北京中关村做起了生意。相信他一定也梦想过成就一番商业奇迹，成为成功的企业“大家”。

    不过，经过五年的挣扎，张卫星明白了：“做生意是件很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吸纳很多‘俗文化’，而且，做生意要够‘恶’，‘恶’在这儿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素质。”他觉得自己不具备这种素质，终于退出了商圈。

    进入股市后，张卫星的“发财梦”也曾经做得很大。“看了一些投资与股市的书后，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做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大师。”只不过，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一时不能为他创造“投资大师”的成长空间，到是成就他走上一条崭新的理论研究之路。

    “我最生气的就是2001年‘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执行，为什么我两年前提出的观点就没人看到？非要实施那个非常错误的‘国有股减持’，难道只有股市的大幅跌落才能够证明它的错误吗？”自己的理论一直得不到主流学界的响应的确让张卫星很郁闷，但却没有减弱他的斗志，他一直坚持在网络上不断发表文章，并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全流通方案”。

    事实上，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坚持，才使“全流通方案”在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大讨论中成为亮点，并从此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很多著名经济学者是从2002年开始正视张卫星的观点，而2004年国务院九条意见中也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国股市存在的股权分置问题。

    “就我这里储存的方案，将来就值几十个亿。”他指着笔记本电脑说。据说，他已经和很多民营企业合作，探索“张氏方案”落实途径，积累可行性经验。张卫星的心中一定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梦想——打造“全流通方案第一品牌”。

    “自己也曾幼稚过”

    回想起多年的理论探讨之路，张卫星说自己也幼稚过。1999年底，他刚发现股权分置问题时，他劝说所有朋友都从股市中撤资，他觉得股市随时都会崩盘。

    但是，后来他才明白，“当有更大的力量在后面控制着它时，它是不会崩溃的”。

    张卫星也曾经摇摆过，特别是当他的理论长时间无人理睬时，他曾怀疑“是不是政府对股市的发展早已成竹在胸，我发现的这些问题早在预料之内，甚至连我这个人的出现也在计划之内”。但是，此后一件件大事印证了他的观点，也给他带来了名气。

    “大多数人对中国股市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问题，而我已经基本摸清了象的轮廓，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一只象是活不了的，要考虑整个象群的生存问题，还有象群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张卫星说。

    现在，张卫星似乎已经不太在乎能不能融入主流，但这不代表他没有“野心”。就像他自己说的：“现在埋头做自己的理论，把方案构架得尽量完善，40岁以后再考虑名利双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