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6000亿的乡村债务总额负担实际上已经超过长期建设国债负担。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将会引发激烈的农村社会矛盾。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乡村债务与乡村治理”研讨会，吸引了院内外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乡村债务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很大程度来源于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 上的缺陷，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才能根绝乡村不良债务的产生”。参与此次调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朱钢对记者说。

    包袱

    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湖北、湖南、河南所辖3县(市)为例，进行了详实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较为真实的结论。

    朱钢告诉记者，产生乡村债务的制度性缺陷表现为：政府职责不清；政府职能“越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经济活动；乡村政府和组织必须努力完成上级的各项指令和任务；政绩考核制度；领导人任命制；乡村政府和组织可以不负责任地举债。

    那么，中国实际的乡村债务有多少？

    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景明带领的课题组，也曾对乡村政府债务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官方对中国的乡村债务做过统计，因此对乡村两级债务总额目前尚未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和统计结论。

    农业部1998年的统计表明，全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

    另有官员统计，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还有基层干部推算，全国近3000个县(市)，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但有专家学者认为远不止这个数。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在我国除台湾和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省级行政单位中，乡村债务总额有的达279亿元，有的省的乡村债务总额超过了这一规模。因此，如果在推断全国乡村债务总额采用取中间值法则的话，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可能突破1万亿元。由此可见，乡村债务占我国GDP的比重在5%～10%之间，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30%～50%之间，乡村债务总额负担实际上已超过长期建设国债负担。”白景明如是说。

    根据社科院的调查，2002年，被调查乡镇的乡村债务余额占乡镇GDP的比重平均为19.22%，高于同年17.85%的国债负担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湖北襄阳的调查表明，襄阳县乡村债务惊人。1998年底乡村债务为8.34亿元，2000年清查是12.5亿元，其中镇级负债3.3亿元，村级负债9.2亿元。2001年6月普查为14.1亿元，其中镇级负债4.1亿元，村组负债10亿元。

    白景明分析认为，乡村两级债务转轨时期已积累成为一个沉重的、影响到国家财政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包袱。

    失控

    而这个包袱，似乎是一颗隐性的“炸弹”。

    实际上，地方政府负债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并非中国独有的，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美国二战之后地方政府负债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政府财政甚至濒临破产境地，很多地方政府财政的债务支出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轻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西方国家很早就从理论、政策、法律三方面应对地方债务增长，因而时至今日未出现大的问题。我国的乡村负债由于前期的长时间失控，现在已构成了强大的财政风险。之所以这样说，直接的依据就是几乎大部分县乡内的乡村负债总额都超过年收入，有的甚至数倍，如果把县级的负债也加总进来，情况更为惊人。”白景明告诉记者，我国乡村负债的程度应该说已陷入无人控制困境，其中根源之一是上级政府把乡村政府的举债行为看做是一般性经济行为，认为这是乡村政府自我调节财力的可行手段，上级政府今后不会负多少责任。正是上级政府对乡村负债的漠视，导致了乡村负债的无度和欠债不还。

    而乡村负债的特点是债权人结构复杂，债务利息高(乡村两级债务很大一部分属于有偿借款，其中除了部分按国家规定的金融利率借款外，还有大量的集资借款，其借贷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30%)，债务累积时间长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债务已经引发了激烈的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以债抵税”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政府和组织正常运转受到影响。此外，乡村债务已经使乡村政府和组织，特别是村级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受到影响。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会有极大的隐患。”朱钢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说，乡村债务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化解已有的债务，一是如何防止新债务的产生。

    “高额的乡村债务阻碍农村的治理与发展，政府信誉严重下降，乡村财政入不敷出，很多工作没法展开，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基本职能都得不到发挥。当一个国家的基层都瘫痪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谢贵荣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