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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郎顾之争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论争刚开始时，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的沉默，媒体一片惊呼：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然而，论争进行到现在，除了被郎咸平质疑的三位企业家出来低调回应外，作为利益主体的重要一方，没有一个企业家出来对论争发表意见，也没哪家媒体像追逐经济学家那样去追逐企业家。这到底是一个无意识的失误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这次论争牵涉到四方利益，即学者、企业家、员工和政府。除了学者外，最应该出来说话表达意见的还有其他三方。但是，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企业的监管者，政府应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因此，政府的失语应该能够理解，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政府必须失语。至于员工，虽然与企业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是，鉴于他们很多人为生存而奔波以及表达能力上的欠缺，他们失语也尚可理解。惟独企业家是最不应该缺席的，因为他们是被社会看作强势群体的。他们有着良好的表达能力和表达公器，也是媒体追逐的采访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被质疑的对象，他们理应站出来大声为自己申辩，然而，他们居然集体沉默了，这委实让人不好理解。
有人善意地从企业家的角度为其辩护，认为企业家不回应是忙，不像学者和公众那样有时间争来争去，打口水战。企业家是务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利润而不是真理。确实，张瑞敏、李东生和顾雏军在回答他们为什么不想回应的时候，都强调了这一因素。也许他们的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在所有的时间都忙呢?对于其他问题，企业家能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为什么对于这个有关企业家群体的道德污点问题，企业家反而以种种理由避而不谈?显然，时间紧、事太多不是原因。
另一种解释是，企业家正处于弱势，不敢说话。张维迎就是这么认为的。张认为，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都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而舆论环境则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而这次在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姑且不说张的这个企业家舆论环境最差的判断是否恰当，即便如张所言，我们看到，去年也有很多企业家，包括一些顶级企业家，对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出来反驳，告诫民众不要有仇富心态。仅仅一年未到，是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恶化了，不敢说话了?还是面对学者和民众质疑的事实确有难言之隐，因而只好不出声了?
不必否认，即使是强势力量的企业家，也会在某个时候的某个时点上变成弱势阶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们的失语，也许有张维迎指斥的舆论环境差这个因素在内。但是我认为，企业家缺席于这场论争，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火候上，企业家不宜出来说话。想想看，站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面对群情激奋的舆论，可能会惹火烧身；反戈一击，又可能得罪同行；而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能两边都不讨好。于是，最明智的做法就只有回避。
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管如何，比起经济学家来，企业家们的失语才是真正的失语。它使得这场论争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学界圈子里的独脚戏，从而削弱了论争本身应有的意义。上海证券报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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