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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傅春荣
时报十五周年大庆就要到了，忙着采访已经离开报社的各位前辈，听着他们语意深长谈起当年进入报社时的种种往事，突然也意识到自己大学毕业进入时报也已经整整五年时间了，这五年的酸甜苦辣与报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的五年之于报社的十五年，不过是三分之一的过往，但对于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那可是人生中对于整个社会认知的基础，可能会决定我以后的轨迹走向，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不管时报五年给予我的是些什么，总是不能轻易跨越的一段难忘时光。
1999年的7月份，即将步入社会的我躁动不安，对未来有憧憬但更多的还是迷茫。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学生到中华工商时报陕西记者站的一位见习记者，角色的转变刚开始真的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一切还是从头来过。
记者站是时报宝贵的财富之一，它的工作除了日常的采访报道，还包括广告经营、报刊发行等等，由于是中央驻地的媒体，因此有很多优于当地媒体的地方，也有相当方面的劣势，比如信息的通畅、人手的充足、地方的认可等等，那么，从新闻报道开始，我们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去克服种种不足，建立良好的信息渠道、关系渠道。这些对于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锻炼。
一次能力提升的机会出现在1999年的11月。当时报社组织策划了大型采访活动———“西北世纪行”，我们陕西记者站负责陕西方面的深入报道工作，已经过了三个月见习期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采访活动。
陕西报道组从西安出发，向北进入延安、榆林，主要就退耕还林、能源转化、防沙治沙、中央直属企业在地方的生存等等问题，下到最基层获取最生动的素材，让我们在大学新闻教材里学到
的种种理论都演化成一篇篇鲜活的文章。
整个采访活动紧张充实，同时离开都市的畅快也让人情绪放松，这样的工作氛围至今都让我怀念。
采访中让我感动的要数去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寻找全国治沙模范牛玉琴。我们的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开到了牛玉琴的家门口，但是遗憾的得知她去北京开会了，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还是跟牛玉琴的大儿子攀谈了半天，去他们的树林看了看治沙的情况，还去看望了他们创办希望小学的可爱孩子，一切似乎都像笼罩在牛玉琴头上的光环那样美好，最后临走的时候，我们却通过牛玉琴邻居的描述，了解到村民对于这个“傻婆姨”的看法，也了解到“治沙能手”光环背后实际生活中牛玉琴的辛酸和不被理解，这种真实是不易为人所知的。
除了紧张的工作，陕北独特的风光也让我深深震撼。
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在靖边看到沙漠的情景，蓝得凝重的天空与子母柳黝黑的枝干映衬得人心头一阵发紧，而一望无际的沙漠立刻温柔汹涌的掩盖了这种伤感情绪，安静、细腻却步步紧逼的气质一下子征服了我们这些外来的陌生人。而当我们跨过那条众多“春闺梦里人”葬身的无定河，来到当年大夏国都统万城的时候，面对被茫茫荒漠包围，已经废弃多年但依然雄浑的城池，还是在瞬间震撼了同行每个人，当我们一鼓作气攀上统万城最高处，将中华工商时报的旗帜插在历史的废墟上，让它被卷带着沙粒的塞外寒风扯得“烈烈”做响，这一幕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我“魂飞魄散”。
不到一个月的“西北世纪行”让我各方面得到了第一次很大提升。在记者站待了一年多时间后，我回到了北京总社，这可以看作是我第二次的飞跃。
北京是众多媒体集聚的地方，与各中央部委、大型知名机构等等的近距离，让做新闻在这里具备的天时地利是在地方所远不能及的。因为主要做过一段时间的经济法制报道，所以与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等国家机关建立起了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与北京的地方法院、检察院以及京城各大律师事务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虽然并不是学法律专业，但是经过这样长时
间的采访报道实践，我的法律方面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
一转眼，五年的时间就从匆忙奔走的步履中、日夜敲打的键盘下悄悄滑过。有一次跟几个大学同学一起聊天，说起来毕业后的变迁，竟然在座的除我之外，基本上都换过三个以上的工作了，而我却一直坚守着工商时报，在现在这样一个流动频繁、人心浮躁的年代，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十五年社庆前，我又被调动到总编室做夜班编辑，虽然有很多的实际困难，但是为了尝试不同的工作，我还是欣然开始踏上了新的“路途”。
尽管从我进入报社至今，基本上没有赶上别人眼里时报的辉煌时期，但是只要我觉得自己还能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还能有让我继续充实的空间，我就会依然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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