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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宪春
在新闻行当里干了快20年了，期间也采访过水灾、火灾等天灾人祸，随着时间的漂流，有些已经在脑海中模糊了。但就是上个世纪“大舜号海难的采访经历，不堪回首却又刻骨铭心。
那是1999年11月25日，从烟台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山东省烟大轮船轮渡有限公司“大舜号”滚装船，24日晚在海上遇难，船上300多名旅客，生还者寥寥无几。
25日晚9点半，报社派记者部万新军和摄影记者苏可乘飞机到达烟台，我和郑东岳驱车从200多公里外的青岛提前赶到烟台。在烟台机场会合后，我们立刻驱车前往事发地点———牟平。
阴沉的天飘着雪花，很冷。我们第一个采访目标是担负这次海难抢救任务的牟平区医院。昏黄的灯光下，医院里显得很静，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死者那种亲人呼天抢地的悲惨情景，而院中一排车库前，散乱地摆着一堆堆桔黄色的救生衣。医院老传达告诉
我们，车库里摆满了遇难者的尸体，这是从他们身上解下来的。他们的亲人还没有赶到。我的心里立刻涌起一阵悲哀：就在一天前，他们还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转眼间就无情的被大海吞噬。
此时已是夜里10点了，记者在一间病房里见到幸存者徐志超，这位31岁的汽车司机，长得挺壮实，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叙述了这次海难的经历：他和3位同事开两辆货车乘船前往东北送鸡雏，24日下午3点多钟被人喊醒，说是底层货舱起火，乘客们都被要求穿救生衣，聚集在甲板上。此时风大浪急，放下去的救生筏都被打走了，周边有两个小拖船也靠不上来，“大舜号”正在往回返，已经能看到烟台港了，人们对生还充满了信心。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大舜号”失去了控制，只能随风飘荡，再后来就向左倾斜得更厉害，并最终翻沉。徐志超是晚上8点左右弃船跳海，在海中抓住了一只被打翻的救生筏，就是凭着这个救生筏，使他在冰冷的海水中飘浮了4个小时之后，被海浪冲到了岸边。
听着徐志超的讲述，我的心里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攥着，万新军拿录音机的手微微颤抖，而苏可则用相机记录下幸存者那复杂的表情。11点多了，其它几位幸存者都已入睡，我们不忍心再打扰他们了，让这些在冰冷的海水中抢回生命的幸运儿歇歇吧！
雪仍然下个不停，我们连夜来到“大舜号”出事翻沉的附近海滩。时间已过去了20多个小时，但搜救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当地干部群众组成的搜救队伍，仍在不停地奔走。海岸边，一队队打着手电的人们，顶着风雪，仍然不停地搜寻。海上的风浪很大，不时有尸体被打捞上岸的消息传来。
前线指挥部里，部队首长和地方官员紧张地指挥部署。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船难的最新数据：321名旅客船员中36人生还，92人被证实死亡，其余下落不明。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最沉重的船难。
从海滩返回时，已是26日凌晨1点多钟了。在报社总部，也有一大帮人在总编室守候，刘坚不时将电话打来，询问采访进展情况，报社等着这个头条消息。
回到牟平那个冷清清的招待所，顾不上屋子里的寒冷，也顾不上肚子里的饥饿，赶忙铺开稿纸，由万新军执笔，写出了《“大舜号”渤海遇难》的消息和《苍天在哭泣》的特写，将稿件发回编辑部，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26日，本报在首都新闻界独家刊发自己的特派记者来自海难现场的报道，为了这个“独家，报社比平常签版整整晚了5个多小时。
26日早晨，我们再次到出事的海滩。雪停了，从茫茫海岸边向里望去，翻扣在海里的“大舜号”一头翘起，而大部分船身都已没入海水中，显得多么无助和悲哀。
面对这个现代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我们有着太多的问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海难？从发现船舱起火，到最后翻沉，将近6个多小时，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能及时采取措施？谁应该为这300多个生命负责？我们要搞清楚这些问号，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写出几篇能引起轰动的系列报道。
采访完岸边巡逻的解放军官兵，又到指挥部了解救援过程和最新进展情况，打算再到医院、港口和烟大轮渡公司，采访幸存者、遇难者亲属和轮渡公司员工。但是情况突变，医院病房里已有专人把守；我们冒充遇难者的亲友，混进赔偿谈判会场，也被客气地请出。所有与海难相关的地方，所有相关的人，都被管制起来，采访一概被婉拒。这时报社总部也下达了命令：撤！
一晃快5年了，尽管从内心深处不愿再回忆这次悲惨的海难，不愿再回顾这次半途而废的采访，不愿再去揭开那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更不愿这次采访得到的经验再用第二次，总之那是一次不堪回首的灾难报道。但就像98大水、张北地震、图154空难等诸多灾难一样，“大舜号”海难现场，也留下过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的身影；对共和国这场世纪海难，中华工商时报也曾经喊出过自己的声音。
那个冬天的夜晚，将会永远刻录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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