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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苏群
2000年4月初的一天，报社陈贺新给我打电话，问我能否去一趟贵州，参加“西部经济专刊组织的为期一个月的“关注大西南的采访行动。当时我在海口正准备参加职称英语考试，如果答应，考试自然泡汤，如果拒绝，那将失去一次非常有意义的采访活动。犹豫了一下，我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我整理行装，直飞贵阳，和贵州记者站王松等同志一道，
逛贵阳，走遵义，访安顺，写都匀……忙得不亦乐乎。正当采访即将结束，我正要打道回府、重新回到海南时，报社又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再赴云南采访一个月。这次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就答应了，因为这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云南，彩云之南，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神秘的名字。
在云南的采访是紧张而又充实的。在记者站站长田砚君的率领下，我、来自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李曦辉博士等一行3人，先后采访了昆明的世博园、滇池、斗南花市以及个旧、河口等地。不久，李博士因为公务紧急，中途回京。随后，报社派副总编焦会民加入到我们的采访队伍。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采访了许多政府部门、企业和有关人物，同时也饱览了云南的美丽景色，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兹游奇绝冠平生”。
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普通的彝族汉子小蒋，他并不是我们的采访对象，而是我们的随行司机。
小蒋来自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他中等身材，有一只勾鼻，说话鼻音也较重，声音较低沉。他的公司老总为了支持我们采访，专门派小蒋给我们开车。
一开始，小蒋的话并不多，相处了几天之后，大家都十分熟悉了，他的话才渐渐多起来。并且有时还给我们增添一些笑料。
在长途跋涉中，如果没有小蒋，旅途将是十分单调的。他往往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讲云南的风土人情，既避免了枯燥，又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比如，在从丽江前往中甸的路上，他指着草甸上一个个“导弹发射架”说：“你们知道这个导弹发射架是干什么用的吗？”看见我们摇头，他得意地让我们猜。我们实在猜不出来了，他便告诉我们：这是牧民用来晾晒青稞用的架子。
小蒋是个非常热心的人。一次，在前往丽江去的途中，我们遇到一辆载着两位外国游客（一男一女）的小车抛锚了，停在路边，看得出，路边的司机和两位外国游客都束手无策。尽管我们的车已经冲出去几百米了，但小蒋还是在公路上调转车头，回到那辆车旁，帮助一起检查车的故障。看到一时无法修好抛锚的车时，他便告诉车主，如何打电话才能找到修理工。
最有意思的是在梅里雪山下的那个夜晚，我们参加了当地藏族青年为我们举行的篝火晚会。在太子峰浓重的山影下，在从冰川奔腾而下的河水的咆哮声中，我们围坐在篝火旁，说着、唱着、跳着。当时有一位20多岁的、自称来自深圳的姑娘也参加了我们的晚会。她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人物。你想，这么遥远、这么偏僻，一个女孩，独自一人从中甸打的、翻山越岭来到梅里雪山之下，我敢说这绝非等闲之辈！
篝火映红了女孩的脸，可以看出，她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她似乎想跟我们搭讪，但又有些腼腆。不过，她对小蒋倒是更为主动些，主动问这问那，这多少令我和老焦有些羡慕。可是这个不争气的小蒋，居然对人家的盛情不吭不哈，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不说话。看得我们两位男士心里直骂，事后得知，作为女同胞的小田对此也颇有微词。
晚会结束后，我们三人对小蒋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认为他不该这么拘谨，这么不通情理。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旅伴，况且人家又是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如此冷淡呢？并且向他保证，对于他和那位女士多说几句话，我们绝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反而觉得正常。
看到我们如此，小蒋似乎有些自责。他明白地告诉我，他也想跟那女孩多说几句话，主要是怕老焦笑他，没想到老焦并不是那种人。
当晚，我们住在山下的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只有雪山和冰川的反光以及亘古咆哮不息的河水声伴我们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醒，小蒋就早早起床了。似乎是想弥补昨晚的过失，他情不自禁地向那位女士住宿的房间瞟了一眼。只见房门开着，里面静静的。一打听，才知道半个钟头以前，她已经坐同来的出租车回中甸了。
小蒋跑过来对我和老焦说：“她走了，服务员说她6点钟就出发了。”
“啊？”我们先是一惊，不知他在指谁，后来又很为他惋惜。
吃罢早饭，我们也开始往回（中甸）赶。一路上，小蒋再没有来时的心情，一声不吭，任我们3人怎样逗他，他都不理不睬，只顾开车，并且车开得越来越快。
“哎，慢点，别追了，你不可能追上她，安全第一呀。”我们这样提醒道。
小蒋结过婚，有两个小孩，好像都是男孩。妻子没有工作，她和两个孩子住在外地。尽管小蒋家里并不宽裕，但他还资助了一个贫困生上学。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应该说我们的经济条件都比小蒋要好，他的行为令我们感到惭愧。
转眼一别4年了，我再没有见过小蒋，但常常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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