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叶正积
作为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能发挥时报的作用，做名合格的记者，这是我的目标追求。在时报的十年多里，我最为欣慰的是能充分运用时报这个舆论阵地，为民营经济鼓与呼，能不畏压力地为民营企业抱不平。在众多的民营经济报道中，我印象最深的并能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要算是《“红帽子”戴出麻烦来了》这一组九篇的系列报道和历经4年的跟踪报道。
事情还得从近十周年的1995年4月说起。
1995年3月16日中午，温州市工商联执委、民营企业———温州市鹿城运输总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张朝荣突然接到一份落款时间为3月15日的鹿城区工交委的《关于召开鹿城运输总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要他于当天晚上7时到鹿城区交通局三楼会议
室参加“全体股东大会”。张是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又是最大股东，召开股东大会鹿城区工交委事先不与他商量，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由行政部门发文，张朝荣不解，但意识到，政府部门干预企业内部事物的灾难就要来临，难以违抗的他，只得赴会。会议室里坐着的十多人中，区工交委中5人，到会的股东包括张仅7人，尚缺席29人（总公司、分公司共计股东36人），另有一位既非工交委领导又非股东的人参加。会议由区工交委主任主持，并宣布了所谓的会议“纪律”。会议名义上是研究公司的经营问题。实质是宣布并通过事先策划好的“夺权”方案；罢免张在公司的职务和资格，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非股东以原始股大于50％的股值入股，以达到控股权，来排斥张。为维护合法权益，张表示坚决反对，宣告提前退席。
随即，就在3月17日，张收到了鹿城区工交委罢免他的职务和任命一名非股东取代了他在公司中的职务的两个文件。新的“班子”并于当日马上启用了不知何时何处审批、刻制的一套新的企业公章。同时，又极神速更换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改变公司地址。
温州市鹿城运输总公司是由张发起，共由3人参股创办的以经营中巴营运的一家股份合作企业（根据温州市1989年《规范化通知》精神，戴上了“集体”红帽子）公司创办时的注册资金为180万元，根据当时企业申报登记程序规定，公司便归经鹿城区工交发申报鹿城区工商局核准注册。就此，鹿城区工交委就成为企业的主管单位。
面对民营企业由于社会环境与产业政策原因戴上“红帽子”，被政府部门越权的严重行政干预而出现的问题，虽说这只是桩个案，但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由于政策原因带来长久积蓄的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阻力问题，这关系到企业内部事务政府该不该管、属于不属于政府管的改革过程的敏感问题。于是，本站不顾当时当地党委、政府的种种压力，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把鹿运的“红帽子”戴出麻烦一事披露于本报，并进行了系列的跟踪报道。在披露事实的过程中，本人不顾恐吓与打击，不受人情关系的干扰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始终没有被这一切所屈服，始终作为张朝荣的坚强后盾，坚持正义，为民营企业与改革开放鼓与呼。在张朝荣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坚持4年多的申诉过程中，本人一直进行着跟踪报道。
1999年，张朝荣在以本报为主的舆论支撑下，经过4年多不懈地申诉，终于有了结果：鹿城区人民法院院长亲自过问，鹿城区法院受理诉讼；鹿城区经委（原工交委）也正式将此案列入议事日程。8月25日，张
朝荣向鹿城区经济委员会递交了《关于要求改制的报告》，从内部开始承认了企业的性质，得到了区经委和体改委的认可。
分管鹿城运输业的鹿城区交通局（与鹿城区经委系两个牌子一套人马），迫于事实，于1999年8月30日终于发文，要求鹿城区体改委对鹿城运输总公司正名，认为：“由于当时政策规定交通运输业不允许非公有制企业经营，所以该公司以集体名义申报，实为股份制企业。”1999年9月14日，鹿城体改委根据区交通局的报告精神与相关材料和调查情况，向区交通局发出通知并抄送区工商局，同意温州市鹿城运输总公司正名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企业正名后到区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于是，张朝荣在1999年12月底领回了失去了将近5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过重整旗鼓的几个月，次年的4月5日，还原后的“鹿运”，召开了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张朝荣为公司董事长。
至此，“流亡”4年多的张朝荣终于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争回了自己合法的所有。
这长达4年多的本报系列跟踪报道，不仅促成了“鹿运”老板张朝荣重回“鹿运”，而且更重要意义在于从舆论上推动和促成全国普遍性的“红帽子”大是大非问题的提速解决。此间，一些研究民营经济的专家和学者纷纷将此作为案例来剖析、呼吁，有的还将其内容摘编入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