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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科学技术进步问题上有一种否定、贬低市场机制作用的声音，好象市场力量就一定是急功近利的，甚至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政治利益的。一些人认为，唯有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才能实现“科技赶超”、“科技强国”；唯有一切依靠自主开发，才能防止外部势力的“狼子野心”。我认为，这种认识恐怕有失偏颇。一、不要把技术发展问题“泛政治化”
所有的竞争，包括国际间的竞争，最终都是利益的竞争、经济的竞争，而不是别的什么竞争。技术路线、技术战略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自主开发、自力更生不能走极端。
在计算机技术发展过程中，前苏联曾坚持认为自主开发的真空管技术才是重要的，有出路的，坚决拒绝接受当时已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晶体管技术。直到最后走不下去了，才发现已经远远落后，已经无法和西方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苏联可以说是“技术亡国”。有专家说日本走的是自主开发之路。这个说法恐怕不确切。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成为钢铁大国，七十年代成为汽车大国，八十年代成为家电大国，走的恰好是引进、消化、吸收之路。日本人想在九十年代成为计算机大国，而且想依靠自己的技术研发实现这个目标。当时笔者正在日本，政府对计算机产业进行了大量的产业保护。国立大学、政府机构买计算机，必须买日本的。一度日本的集成电路确实曾领先美国。但是事实证明，日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这场竞争中没有取胜。实现产业的发展。利用全人类共同的科技成果、文明结晶，对科技发展同样重要。我不赞成在技术发展上的一种“泛政治化”的思潮。二、科技兴国决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文明历史很长。人们急于实现民族强盛，国家强大的愿望很迫切。最早的“洋务派”就梦想民富国强、坚船利甲。但是，这条路一定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决不能总是设想有一天“夜读兵书”，第二天就成为姜子牙的奇迹出现。过去一百年中，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大跃进时代“人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最近一些年来的一些邪教和一些打着科技幌子的“水变油”闹剧等，都是这种社会思潮的极端反映。
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寄希望于奇迹，寄希望于一夜改变命运的思潮在中国具有特别深厚的社会土壤。科技界有没有类似思潮的影子？值得警惕。我们需要有一个长久、客观的，能够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的路线。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好不好？这对于缓解城乡矛盾，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个矛盾、这个关系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很长时间面临的主要矛盾关系。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我们不能够客观现实地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很可能给极端主义的思想留下很大的社会空间。三、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无奈下的优化选择
我们选择市场经济，选择了竞争，选择了多元化自主决策的资源配置机制，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全世界在过去200余年工业化过程中的共同选择。
市场经济有没有缺陷？有。但这是人类面对很多制度无奈的时候的被迫选择。
我们的经验和国际经验都证明，依靠国家、政府集中资源发展科技可以有一定效果。但只能在短期、个别、局部情况下有效。例如实行战争动员，宣布进入非常时期。过去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准备打仗”，是“备战备荒”。现在我们还是这个判断吗？不能拿过去的经验证明今天的决策。政府配置资源，从长期看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我们得设想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得总是出以公心才行。事实上这样的政府和保证这样的政府行为的制度是无法找到的。
历史证明，人们没法规避人性的弱点，没法规避依靠政府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低效率甚至腐败。我们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国债项目好不好？可这些依靠政府配置资源的国债项目实行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些腐败案件、豆腐渣工程和国民财富的巨大流失。假定我们现在再决定上一个国家投资、依靠政府集中资源的重大科技项目，我们很可能最后发现，这一大笔钱最后落到了某个利益集团或者腐败群体的手里，变成了寻租的工具，变成了某个腐败官员或其亲属掌控的财富。这种事实在当前的经济生活当中可谓是层出不穷。如果这样发展科技，最后可能与其他类型项目一样，只能使个别人获得利益，并不能真正为国民造福。
有人说我们可以依靠制度防止腐败。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面对这种制度无奈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依靠希特勒的冲锋队、“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等极端组织；要么就是依靠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依靠产权人的自主决策。（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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