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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媒体统计，仅最近一段时间就有数十家公司、百余名大小公司高管，受到证监会的关照，数字之大、频率之高确实让人吃惊。暴露的问题无非是以下几类：违规担保、信息披露、大股东占款。谴责和道歉仿佛成了孪生兄弟，一时间充斥各大证券类媒体。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上市公司高管监管的薄弱，建立一套长效的监督机制已刻不容缓。
沪深股市的一大特色是一股独大，原来单指国有控股股东，现在又引申至自然人控股股东。一直以来有观点认为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治理失控、高管敢于犯事的主要原因，但已有学者论证一股独大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优劣并无必然关联。股权多元化有时反而会降低单一股东关注上市公司的程度，并未改变强势管理层，弱势小股东局面。
笔者认为，与其用股权制衡高管，不如用制度约束高管。股权多元化着眼于各持有人利益驱动，是以人制人，有时往往造成公司的剧烈动荡，宏智科技双头董事会就是明证。而建立一套长效的监督预防机制，约束高管的行为是我国证券界、法律界应该做的。用法律来约束，摒弃了人性的弱点。
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三大利益主体：股东、管理层、员工。而我国实际情况却是大股东、管理层的地位与小股东、员工地位极不平等，前者侵害后者利益屡见不鲜。有的大股东竟然继续霸占投入上市公司的、已经不属于自己单独拥有的资产，或者通过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和进行占款，可其他监督方又起不到约束作用。无论是否为大股东的玩偶，上市公司高管对上述现象终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现阶段，要求高管以自我约束方式克服道德风险是不现实的。以法律条文形式对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规范，建立高管问责制和高管离职审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对因主观恶意行为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诸如违规担保等行为，公司领导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应该都有明确的定性和相应制裁手段。明确设置高管自动追究责任机制，提高其违法成本。从法律上规范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来源和兼职问题，目前高管大都存在从控股公司领薪、且在控股股东兼职现象，出现胳膊肘往外拐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高官的决策失误和违法违规行为，往往造成对其他利益人的损害，如公司员工和贷款银行。提升这些利益方在高层决策方面的地位，也是遏制高管违法行为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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