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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有制经济的产权改革的讨论和争论，在国内学术界已有10年。香港财务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知名企业改制个案的质疑，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时之间，洛阳纸贵。20多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原本是哲学家讨论的学术问题，变成了广受关注的公众话题并进而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多年来，这种现象非常稀罕了。
一个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问题，转变为公众话题，其背后必有社会原因，必定以某
种普遍化的社会情绪为依托。对一些公有制企业改制个案的公正性、规范性的质疑，能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反映出了社会情绪。这一事实表明，广大民众对近年来在我国广泛推行的产权改革心存疑问。这就是目前这场舆论风波的社会实质。
产权改革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甚至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是一个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产权即财产权，是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乃至个人安身立命的大事。在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产权问题，更涉及国家性质、社会政策和政权基础。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特别是在我国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产权关系必然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产权改革即变动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这实质上是对利益分配的法律调整。在社会领域里，凡涉及利益问题，涉及利益重新分配，自然都要谨慎行事。而在中国，产权问题尤其复杂。
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企业是全体人民和集体通过多年来的集体劳动积累的财产。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关系是清晰的，在理论上，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各类国有企业出资人的代表，为国有财产负责。在实践中，全体人民安居乐业，分享包括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就是作为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者的现实表现。广义上讲，社会平等应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和经济表现。反过来看，如果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则很有可能是产权制度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即不公正、不规范。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对产权改革的公正性产生了疑问。一个国有企业总经理干了几年，居然可以买下企业变成老板，而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却被几万元钱“买断工龄”；私企老板“以小搏大”，用小钱买下国有大企业。人们周围这样的事多了，就会让人心中疑窦丛生。当前，社会质疑产权改革公正性，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产权交易透明度低，公开性差，缺乏法律依据和社会监督，因而导致公有财产被低估贱买；二是产权变更后，利益偏向资方管理层，劳动群体利益受损。
我国公有产权形成的历史特殊，国有、集体企业长期以来用上缴利润的形式将大量剩余转移给国家，现有资产并非企业全部资产。企业出卖部分所得补偿职工时，并没有考虑以往上缴剩余的价值补偿问题，致使在产权交易中劳动者权益受损。
公众质疑产权改革公正性的更直接原因，来自对社会分化的切身感受。一般群众对产权改革涉及的权利关系、法律问题，可能不甚了了。但厂子一卖，谁发了，谁穷了，可是一清二楚。在存在质疑的情况下，中国产权改革的公正性、规范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公正、不规范的改革不仅会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而一旦引发政治后果，则要危及社会团结、国家稳定，贻害无穷。坦率地说，不公正的产权改革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将是：社会分裂与冲突。有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西方国家不是实行以私有产权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且社会差距很大，可经济还不是照样发展，社会大致稳定吗？但是，社会条件不同，同样的情况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后果可能完全不同。
西方的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的生成历经一二百年，是一个历时态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富人的钱是怎样来的？最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他祖上传下来的。
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回答不一样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在一代人之内完成的，是个共时态的问题。即使是同样的社会问题，因“时态”不同，其社会的、政治的效果就会有极大差别。西方国家的众多豪门望族的“第一桶金”来得或许并不干净，但今天的西方公众并没有亲眼目睹和感受原始积累的血与泪，这个历时态的问题不会随时带来社会冲击。
但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在十几年间完成产权变革。在一代人之内出现巨大的社会分化，显然会产生巨大而普遍的社会挫折感。亲身感受、直接经验，对人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要远远大于非经验性的社会事实。如果产权改革失范导致严重的不公正，如果公众质疑新的财产关系的正当性，必然会严重危及我们社会赖以团结稳定的共同的道德基础。
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产权改革失误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俄罗斯私有化导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是实实在在的前车之鉴，我们当引以为戒。
（《新京报》房宁）
《市场报》 (2004年09月28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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