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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是元制度，元规则。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决策，触动了人们沉潜于内心深处的宪政思维。在理
论界，宪政与制度化改革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我的印象中，有两个经济学大师对宪政感兴趣。一个是哈耶克，再有一个就是布坎南。哈耶克著有《自由秩序原理》，怀着对“人的统治”深深的疑虑，希望有一种“一般原则”制约立法机构。布坎南干脆就称自己的理论为“宪政经济学”。这方面的最新成果之一还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D·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宪政经济学的基础是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即制度（包括规则、程序和组织）不同则效率不同。从立法角度看，不同的立法程序会产生不同的法，它们各有不同的效率。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程序的观念与法学中的程序主义非常相似。
与一般制度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宪政经济学并不把制度看成是简单的制度安排，也不仅是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它认为制度是一个立体结构，在这个结构的上端，就是宪法。一句话，宪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是元制度，元规则。所以，当宪政出现问题时，它对社会的损害要远非一般制度问题能比。反过来说，对宪政的经济学研究则比对一般制度的研究“更有效率”，因而布坎南说宪政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不同于哈耶克，他心目中的宪法原则是知识精英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布坎南则致力于给出形成或改进宪法的程序性标准：一致同意规则。“一致同意规则”作为布坎南理论贯穿始终的逻辑，成为判断一个公共选择是否有效率的标准程序。他认为这一规则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只是在现实中，“一致同意”虽好，却很昂贵，所以退而求其次，在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的民主的公共决策中，采取了多数规则。在布坎南看来，这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多数规则可能导致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其结果是对全社会都不利。在这时，宪法作为一般规则，是居于所有人之上的难以更改的规则，它因此可以限制立法机构。
然而，宪法最重要，也最容易被违背。这是因为，第一，宪法规则比较抽象，不够直观；人们往往容易辨别对自己的直接伤害，却较难辨别对宪法规则的违背；第二，在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往往缺少针对违宪的可操作的程序；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恰恰是宪法规则应该约束的主体，即政府各个部门，由于掌握着合法权力并处于垄断地位，社会更难对其进行宪法约束。如果说在人类早期，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对统治者产生过约束的话，在近代以来的“去魅”过程则同时解除了这个约束，政府更有可能毫无自律能力。
显然，我们需要一场宪政改革。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进行宪政改革的可操作手段。事实上，布坎南和哈耶克的宪政经济学还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他们提出的宪政改革要经全体公民的一致同意的主张，在现实中是一种悖论。因此，宪政改革也许是渐进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方式是能够将一些宪法规则，如保护产权和经济自由，写入成文宪法的条文中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宪政改革与以前的修宪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可能更为着重于宪法作为“规则的规则”的层次，从而把对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限制写成明确的条文纳入宪法。在这样一种宪政改革中，重温宪政经济学的一些结论也许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可以在知识精英中产生共鸣，也可以提供一个全民共识的框架，既可以在非一致同意的修宪过程中产生作用，又可以为一致同意的修宪奠定基础。
《宪政经济学》，（澳）布伦南（美）布坎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著，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一版《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蕥 嬉／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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