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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立杨
历史小说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一段时间，大行其道，改编为电视剧的也颇不少，成了一个相当热门的文学门类。然而，历史小说，尤其以影响大者，往往聚讼纷纭。
一般来说，“史必征实，诗可凿空”。但历史这个东西，也实有难言之处。尤其上古
史籍，“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钱钟书《谈艺录》）从根底上而言，史家做学问，必须探明历史的知识状况；可是其间又有人力所不能羁控的地方。远古甚至前代的事情，史家无法亲见，只有其断定已然情况，除了依据可信的传说，也必然有“合理想象”在其中。因为每一代的当时状况，后人无法得知，这是一种时间容器的史料走漏。即使已有的材料，也要考察、加工、研判……方能成史。这之间，就必然有想象的成分在里头。
历史小说既然是文学，必得依循文学的基本规律、表现手法。
多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以来，以其厚重，博得了广泛赞誉，在“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奖”评选中脱颖而出。前不久，北大教师马振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一文。他以为《张居正》前三卷“大量内容陷入滥造和悖逆历史，厚诬了高拱、魏学曾、王希烈及其他多位古人，颠倒了其中部分历史人事的美丑，以人为制作的反面历史人物反衬、拔高主人公，并用较多笔墨粉饰张居正的性格弱点和人格缺陷……厚诬与粉饰古人的弊病是近年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沉重教训。”
但是，孜孜拘执于“真实”，那在文学的路上，还远未到家。简而言之，史实是土地，文学是花木，史实是原料，文学是人工，没有花木，土地只是荒漠而已。
这一点，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就别具慧眼。王春瑜先生说——
“通观《张居正》全书，也没有如马先生所说的‘把他的弱点写成长处，或为某些不光彩事涂脂抹粉，从而纂改、颠倒历史、粉饰其人。’什么是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或不光彩事？我认为，张居正固然是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在小说《张居正》中，对张居正自身的腐败，主要是行贿、受贿，滥用春药等，在第四卷中，有比较充分的描写，包括他不顾体弱，仍然美人左拥右抱，过度借助壮阳药的结果，一截大肠脱出肛门，流血不止，痛苦不堪，拖垮了身体。酿成‘万历新政’流产的历史大悲剧。小说俱在，可以复按。熊召政对他的乡贤张居正，并未护短和粉饰。
马先生说《张居正》厚诬了高拱，但事实上，《张居正》并没有将高拱写成反面人物。小说的第一卷的确写了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斗争，最终张居正和李太后、冯保结成三角政治同盟，将高拱淘汰出局。这种在历代屡见不鲜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并没有太多的是非可言。”
王先生是明史专家，大量的笔记野史给他的周到分析提供了储备，这样也使得他的眼光更为深邃。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黑格尔说中国古代撰史最夥，别的国家则有传说而无史（《管锥编》251），但我们现在也将传说视为史，即使是史，其中也有想象、虚构的成分。概而言之，文学和史学研究，都是对历史的解释。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文学又何独不然。若说史学与文学的区别，实与虚，二字足以概之。至于历史小说，我以为，真实的人物和性格，而其作为，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不妨也有虚构。虚构的作用，是为了使当时的情状更为显豁，性格更为丰满；所欲表达者，得到相当的烘托。唐德刚先生说，《史记》写秦始皇的妈妈私通那一节，是一大段活灵活现的上佳故事。《史记》中此类事实还有数十条，唐先生说，条条可能都是道听途说之言，太史公却以最生动的小说笔调，把它们写入最庄严的历史。
文学的真实乃是不一定有，但可能会有，或事理上必然会有，这是一种形象的对历史的解释。但它决不是戏说。戏说是乱说，乱涂，于事理是一种反动，是根本不可能有，两者区别在此。
历史小说譬如画山，不能照搬史料堆砌，照搬即死墨一团；艺术之山，必待群峰之势，若细饰犀钗，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还须附以树石，映带其地，植被的生动若伸臂布指然。史家的求实必以析理之真辅之。小说家的求实乃需想象，起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洪迈《夷坚志》，说司马迁记秦穆公、赵简子、圯下黄石等事，涉及“神奇荒怪”，多道听途说，这是时空造成的不得已。
理想为事实之母，小说家所营造的意境，苟在宇宙之内，则与事实与之吻合。何况烂熟明史者前来操觚。《张居正》这样的大部头，必待手眼高明的虚构来贯穿其人生，融化之，统摄之，进而在艺术效果上造成种种的随时的旁敲侧击，欲离又即。假如只是翻译编排史料，则与旧报上的社会新闻无异矣。或与报名式的写法、或花名册式的写法同类。
熊召政的笔墨、结构，相当的考究，他所虚构的情节，满含机括，使其在全篇中有跳脱的效果，文势也由此波澜迭起，自有褒贬在内，而能贯提全书。它是一种渲染和烘托，并不宜认为是厚诬古人。
史实如山河大地，无明不能自照，而文学则当空之皓月也。为山河大地显影，且出其神貌，丰满其魂魄。文学虚构不得力，即无以滋润土壤，（史实），或仅仅为概念宣传品，剪彩为花，终无活色。
文学最得力者，甚至可以起死人、肉白骨，使其精神愈用愈出，心胸愈拓愈广，成为文艺创造的“这一个”，包含性格、人物、思想……《张居正》之所以厚重大气，乃因其合情合理、手眼高明之虚构来铸鼎燃犀，使其虚构与实际人物自有一种精神联系。此为再创造、为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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