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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张松涛局长
曾子墨：接下来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张松涛先生演讲。
张松涛：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首先祝贺“2004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隆重开幕！
据了解，参加本届论坛的嘉宾，主要是国内有影响的知名企业家和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代表，以及学界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我相信，有这样多的朋友们莅临支持，本届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演讲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道路》。这个命题，并非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关键是重在落实。我演讲的重点，将主要放在中国将面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策选择上。
大家知道，可持续发展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基础。WTO协定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和宗旨之一，它在前言中明确宣示，各国应“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又以与它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人类步入21世纪，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在今天努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达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更大、相对标准更高，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资源的稀缺、垄断的加剧、自然生态和大气环境的恶化、全球气候变暖，发达国家在其中的主导因素和主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因此，要让世界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发达国家无疑必须首先作出更大的努力，承担更多的责任，付诸具体的行动。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就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早期思想，他的有关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题辞，应该就是现在循环经济的最初思想。那个时候，他就指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和余秋里同志负责，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关注和研究环境保护问题。此后的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境和发展大会，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随后的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这就是现在的国家环保总局的前身。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提高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重要成果。1992年，中国政府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会后，中国政府认真履行环境与发展的义务和责任，落实里约会议后续行动，1994年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7年，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从1999年起，中央每年召开一次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之后，颁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通过各方面积极推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观念增强，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部分地区和某些方面有所好转。
但是，诚如大家所知，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资源无序利用，使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欠账较多，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资源和环境总体形势严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新世纪头20年，中国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提出坚持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因此，将资源和环境建设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一项与人口政策同等重要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我认为，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第一，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率底、资源结构严重不平衡。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2%，但耕地仅占世界的8%，能源、矿产等许多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3年原油、铁矿砂、氧化铝和许多重要矿产资源的进口已占国内消费量的1/3-1/2。随着我国人口总量继续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还将继续下降。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更高阶段迈进，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因而，资源和环境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体制、机制转换仍在进行之中。粗放型、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增长投入高、产出低，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仍然严重。2003年，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费量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只占世界的4%。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第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加快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努力，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将愈发突出，统筹协调好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难度加大。因此，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更加艰巨。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更新观念、依法治国、完善体制、调整政策、培养人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既是中国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务实的作风，努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推动世界在更大范围实现可持续发展，力求在与国际经济互补共进的过程中，实现双赢、共赢。
1、在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指导工作。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更好的珍惜和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以及一系列重要资源，加强环境生态建设和保护，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尽量少的资源耗费获取尽可能多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创造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国家。
2、在农业方面，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管理制度。积极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科技革命，发展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推动实现规模经营。继续推广科学施肥，合理、节制使用农药，治理农业(包括养殖业)的生产污染，切实减少农业生产对于资源和环境生态的负面影响，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3、在工业方面，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比率，建章立制，牢固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要大力推动企业规模经营，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要在各种类型企业推行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切实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广建设节水型和节能型工业，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工业化发展的齐头并进。
4、树立全球化的资源、环境理念。在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中，充分重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争取更好的国际资源配置效果。欢迎跨国公司来华参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建设、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欢迎技术含量高、环境污染少、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外商投资项目来华落户，欢迎在华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采购中心，以及更多的产业配套基地、服务外包基地、员工培训基地。促进国内各类企业利用外资、承接国际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大力发展配套产业，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既服务于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又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总结26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加强交流和磋商，推动贸易和投资在更加公平、透明、可预见的条件下不断扩展，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取得新成效。
5、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实施资源保护利用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法规，完善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等一系列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执法，在全社会树立资源和环境的守法意识。
6、采取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管理和监督。加大政府在资源和环境保护建设方面的投入，健全有效的社会和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推进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制定各项经济调节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制定和实施主要能耗设备、家用电器、照明器具、机动车辆等强制性能效标准，使技术门槛成为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运用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重点难点行业和地区以及薄弱环节的管理监督，有效预防和治理各类污染。建立和完善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区，全方位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7、加强全民教育和大众宣传，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转变全民观念。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生态建设与保护教育，在大中小学开设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课程，强化大众普及教育，建立节约型和环保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全人类的资源合理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提问：我是通讯社的记者，我想问的是发展循环经济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谢谢。
张松涛：我刚才的演讲里面有一些具体措施。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刚才我提到了已故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在60年代就有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见解，可以说是现在循环经济的最初概念。那时，工业化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到60年代已经暴露了很多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提出如何化废为宝，变害为利。也就是说使我们的生产、生活能够可持续，形成一种有机的生物链。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非常之重要。不仅是直接从事生产的部门需要树立，而且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也就是社会大众也需要树立这种观点。首先要转变观念，树立观念，然后才能讲到法制建设，经济调节手段，才能讲到我们企业如何进行技术改造，增加资源使用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开展这项工作。所以说循环经济是一个大课题，要在全社会、全民族广泛宣传。我刚才已经讲到，要在大中小学开设课程，要灌输这样的理念。而这样的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搞了30年。大家在日本，在德国，在北欧国家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个简单的，垃圾分类，就非常严格。有的垃圾要分七八种类，再细分可分八九十种。分类的垃圾都是资源，都是财富，都是大部分可以回收利用的，完全不可利用的也用来燃烧发电。我在欧洲看过七八个垃圾处理厂，燃烧发电剩下的渣子甚至还可以作化肥、作原料。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
柳传志：我有一点问题，在我们国家发展制造业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发展制造业在我们国家发展完了以后，生产制成品，然后出口到外面去，国家税收拿不到什么东西；进口设备的时候，中国退税。除了解决就业机会以外，浪费太大的能源，是不是不合算。
张松涛：你自己有答案，无非想问我。要我看，还是利大于弊。中国有13亿人口，各国政府最大的压力首先是就业，通过就业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就业和社会保障，这是最基本的，没有就业就谈不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而发展加工贸易是目前阶段不可逾越的，甚至是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为什么我说是目前阶段，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我们的工业化还在快速发展当中。如果我们完全实现了工业化，我们的城市化也达到了相当规模，那时我们的工业和制造业的比重会降低。现在，我们第三产业在GDP里面占的比重还比较低，只占了三分之一，如果第三产业比重像美国，或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60%，75%，80%这样的比重，我们的制造业比重自然会降低。而我们正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初期向中期迈进的阶段。到2020年，可能我们的制造业就在一个更高水平、更高的层次上，就会有大量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或者制造业与创造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紧密结合了。在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时，在GDP中，制造业占那么高的程度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我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1/3，已经超过10年，长达13年了。要想提高它很难，要靠我们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我们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要靠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不是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我们的良好愿望就能很快实现；不是我们想办城镇化，就能很快发展第三产业。这里面有我们所处的改革和发展阶段的制约，有经济生活中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展开了。我们的现实是，要解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至少还有两亿。我们要给他们有工作，要给他们提高生活水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两难的选择。两难选择，无非看什么是利大于弊。选择比较利益大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跟过去比，制造业恐怕还要发展，包括加工贸易，进口国外的原材料，资源，机器，设备，通过我们的工人，相对低工资的工人，生产出产品，再向外面出口这样的加工贸易方式，恐怕它在新世纪新阶段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还要继续发展的。这可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获取比较利益，加快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加工贸易也能够转型升级，搞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的、具有 21世纪加工贸易生产水平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现在高新技术类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额差不多四分之一，机电产品制造业出口占我国出口额的55%，进步很大。我国出口额今年将超过5500亿美元，世界排在第三位，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我们要继续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外国有人说，中国是所谓什么什么生产基地，我说冠这个头衔、这个名目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扎扎实实做一些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有利的、切实可行的事情。谢谢大家。
曾子墨：非常感谢张松涛先生。大家对环境保护、对生态平衡的问题特别关注。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要权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愿中国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在这方面探索出一个很好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请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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