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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起严重滥用公权力的事件。河北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公开支持干警以罚代法，把执法变成“只罚”，靠乱收滥罚创收。这个有40多名干警的经侦支队，一年只向检察院移送两个案子，却用大量的罚没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起了一座耗资上千万元的办公楼！
这个地级市的经侦支队自2002年10月成立以来，不以打击经济犯罪为己任，却以非法创收为目的，把执法权当做商品来经营，且制定了一整套的业绩考核标准，用来考评干警的
“创收”情况，每创收1万元记1分。他们还把干警的“业绩”直接与分房挂钩，以干警给经侦支队交多少钱为基准，创收高，名次就往前排；创收低，名次就往后排。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考核标准与干警的侦破工作，即侦破完结移送检察院的经济案件不挂钩，因为这样的案件不能给经侦支队挣钱。两年来，这个支队非法罚款近2000万元，全部落入了自己的非法小金库及个人私囊。
多么荒唐的业绩考核标准，多么严重的滥用公权力行为！这个经侦支队可谓把国家赋予的权力滥用到了极至。
应该说，经过近几年的治理整顿，像河北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那样严重滥用公权力，把公权力商品化的现象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执法机关的法律观念和服务意识正在增强。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些基层执法队伍中，以罚代法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还很严重。执法人员查出假药，只要没吃出人命，罚款了事；工厂排污严重超标，交上罚款，一切摆平；酒后驾车被扣，罚款若干，便可放行；没有生育指标，只要交钱，就可多生；卖淫嫖娼被捉，交够罚金，立刻放人……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人们只见罚而不见法，执法队被群众揶揄为“只罚队”。不少执法部门奉行趋利式执法，以收费和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导致执法行为与执法目的的严重悖离。一些单位为调动执法人员的罚款积极性，把罚款与个人收入挂钩，实行“多罚多得”，而且每办一个案子，就会拿到至少10％的回扣。如此一来，罚风盛行，使得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屡屡出现，如被指为卖淫女的居然是处女等等。有法不依，以罚代法，以罚代刑，不仅让一些不法之徒钻了法律的空子，也使公权力遭到践踏和破坏。
当然，我们在反思一些基层执法部门和个人任意将公权力商品化时，也不能忽视体制因素的影响，把板子都打在基层执法人员的身上。从表面上看，以罚代法的问题出在下面，而症结恐怕还是在上面。一些政府部门“只给权不给钱”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在制度建设中预设了“以权力为资源”的倾向，而当权力事实上被执法者默认为权利时，权力的公共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员看来，确定“罚款任务”是机关获取利益的最好途径，也正因此，他们对罚款总是乐此不疲。而另一些人则因头顶罚款任务备感压力，加之大多数基层执法单位缺乏经费，只能“靠山吃山”。如此，执法者罚款可算是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于是罚款成为执法的目的，执法成了罚款的手段，不该罚的罚了，该轻罚的重罚了，依法行政变成“依罚”行政。有的地方把拨付交警的经费与交警上交的罚款挂钩，不完成罚款任务不拨款，因而导致一些交警逢车必查，逢查必罚。有的交警为罚款而执勤，专门在容易出现违章情况的地段定点设卡；更有甚者，在执勤中有意躲在暗处等待违规车出现，结果让过往的司机苦不堪言。
公权力商品化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执法机关以罚代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执法的性质，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能。从理论上说，公权力源于公民权利，是代表国家意志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表现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和义务的履行，其行使必须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当这种权力量化为经济指标，演绎成一场追逐数字的游戏时，为人民服务便无从谈起，公民的权利更无法保障。其次，执法人员以权力为资源，把执法变成“只罚”，极易滋生违法犯罪。为了完成罚款指标，抑或为了个人私利，执法人员往往不择手段攫取老百姓的钱财，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损害国家利益。在近年查处的基层职务犯罪案件中，这类犯罪占大多数，成为新一轮职务犯罪的热点。曾经是全国优秀干警的周鲲沦为毒枭，就是公权力商品化的典型例证。
公权力商品化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解决罚没款的归属入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确保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一方面，要彻底废除罚款指标，让他们只吃“皇粮”，不吃“杂粮”；另一方面，从制度上切断执法者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联系，让他们专心执法，为民服务。惟如此，才能遏制行政管理中公权力商品化的倾向。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党对治国理政的战略性思考，具有十分重大意义。我们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党和国家将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公权力商品化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彻底根除。
本报评论员：韩志全
《市场报》 (2004年09月24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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