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中，在北大百年讲堂有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辩论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樊纲、海闻、林毅夫、张维迎、易纲、周其仁等分别从他们的角度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总体认为，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中国奇迹”仍将继续上演，但也要注意面临的挑战和陷阱。

    “中国奇迹”未来仍将继续上演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一向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只要利用好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应该可能再维持20年到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最慢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以后超过美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对中国在本世纪的前30年的最优的增长路径有一个乐观的估计：前十年(2000年-2010年)GDP平均增长7%，第二个十年(2010年到2020年)6%，第三个十年(2020年到2030年)5%。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最优的增长率，中国的发展就可能再上一个更大的台阶。

    而北大校长助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同样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入世以后的15年过渡期，对中国的制度变革是非常重要的年限。中国经济未来的15年，增长应该很快，预计保持7%-8%左右的速度。经常被国外专家问到这种高速增长能不能持续，“中国奇迹”能不能继续保持，海闻表示非常乐观。他分析，中国目前发生的奇迹与当年韩国、日本等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有不同的地方。

    第一，从国内来讲，我们资源应该比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要丰富，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尽管现在成本在上涨，但总的来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劳动力市场，未来15年我们仍将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为主，包括服务业。

    第二，资源紧张的缺陷，这确实是我们不足的地方，但和当年韩国、日本不一样。当年，韩国和日本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制度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而现在的中国，无论是从国内、国际来看都是非常开放的，我们缺少的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尽管现在改革没有到位，但改革还在继续，这是一种希望和激励，可以通过改革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国际上，原来的意识形态观念已演变为对国家安全的关切，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可以比较乐观地认为，未来的15年中国确实存在很迅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机遇。

    三大挑战和四大陷阱不容忽视

    尽管我们面临的发展的机遇，对前景也很乐观，但他们同时也提醒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不能忽视。

    易纲认为，中国要实现最优的增长路径有三个主要的挑战。

    第一是资源约束。我们各类的矿产资源、能源，包括水资源，都非常紧缺，目前，铁矿石基本上一半靠进口，原油进口接近1亿吨，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

    第二是贫富差距。目前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易纲认为对此要重视，但是目前中国的差别主要是城乡差别，而城乡差别主要在于城市的各个要素已经货币化了，而农村没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和农村生活质量来算，中国实际上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高。

    第三是教育。他认为，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但能够理解的始终是少数精英，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在文明之内。如果不能从精英文明扩大到覆盖大多数人的文明，那么这个文明是非常脆弱的。

    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则表示，未来的20年中国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他的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由过去靠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到以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主来实现。而要完成这个转变，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中国的企业制度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中国企业家没有很好的整合能力，没有一个长远的预期为做强、做大一个企业而努力，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非常令人担忧。同时，张维迎担心，目前劳动力价格的优势正随着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变成全球化以后，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就要丧失，中国现在需要未雨绸缪，在提高生产效率上下功夫。

    而林毅夫提醒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四个陷阱。

    第一，欲速则不达的陷阱。他说的这个陷阱，主要是忽视我们的比较优势，去实施赶超战略，导致政府用各种扭曲的手段，保护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

    第二，专作扬汤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陷阱。他说，改革开放之前政府奉行赶超战略，已经做了很多的扭曲。在取消这些扭曲时，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而把这些内生的扭曲现象当成没有效率的直接原因，从而去改进那些内生现象。下面的火没有消除，就试图去消灭上面的烟。

    第三，好心干坏事的陷阱。他说，我们今天崛起的环境比美国当年崛起的环境要差，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就会高涨，看上去好象是爱国，但可能让中国失去用比较优势发展中国经济的机会。

    第四，试图简单用外国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的陷阱。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结构、体制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试图简单地用那些在发达国家兴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实践，就会犯很多的错误，对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推动，而是帮倒忙。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制度成本的降低，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目前面临着其他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甚至越南等都在加大开放的步伐，如果我们的制度成本不能继续降低，足以弥补包括劳动力成本等在内的成本上升的话，那么发展的局面将成为一个变数。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打断。现在我们经历又一次的经济波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本期能够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变成项目，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这一任期来做。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是一个能够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其决策中，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下一代人的利益，包括农民的利益、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等，甚至下一届政府的利益，在现在的体制下缺乏代表。樊纲认为，只有各种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新的均衡，才能使经济获得持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