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严重衰退。乐观人士认为，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阶段。这些与各国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宏观调控经济分不开。

    回首战后世界发展的历史，除美国四处打仗外，主要发达国家很少参与对外战争，国内也没出现重大政治动荡，因此经济就成为衡量各国政府执政成绩的主要

标志，经济搞不好往往失去执政资格。二战时风云一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因战后重建经济不力只得黯然下台；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但因国内经济不好竞选连任败北。

    “无形之手”一度风靡西方

    在西方国家，政府并不是从市场经济体制一诞生就自觉地调控、管理经济活动的，而是长期探索后才逐步认识到调控经济的必要性。

    经济史学家认为，18世纪中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标志，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起点。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所追求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行动受制于市场而非政府。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指引下，人们不自觉地实现着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是个人和国家财富以及集体安全的“守夜人”。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制度被认为完美无缺，“无形之手”之说被奉为金科玉律。在经济学界曾是一时之掌门人的穆勒，1848年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值得欣慰的是，价值规律已臻完美，今天和未来的学者们无需再做探索。”

    确实，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的近200年间，西方列强政府的作用就是，对外靠坚船厉炮，攻城掠地，寻求新的资源和市场；对内用国家机器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封建势力的复辟。

    大萧条造就凯恩斯主义

    残酷的现实终于打破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臻于完美的神话。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溃，由此引发了至今还令西方人谈虎变色的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到1932年，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只及1929年的11％；投资者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费的3倍。美国全国有5000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号停业。1932年一年里，有27.3万户美国人家因欠租被房东撵到街头。

    美国人为了省钱度日，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两美分；妇女们把自己的衣服改改给女儿穿。为了找份工作，有人通宵守在职业介绍所门口；甚至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想让人雇他当救火员。

    面对如此惨象，193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再也不能只当“守夜人”了，他推出了“百日新政”。主要内容包括废止金本位制，实行银行存款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改革华尔街金融市场，拨发40亿美元的联邦救济金，以及兴办田纳西河流水利工程等项目，以工代赈。由此开了西方国家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先河。

    在德国，大萧条引发的严重社会矛盾，使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希特勒上台执政，把经济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以此寻找出路。在亚洲，则催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谋划“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切，最终酿成6800万人伤亡，4.8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化为灰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现实使西方经济学界重新探索市场经济的规律。世界大战的教训使西方政界重新研究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市场机制有内在的缺陷，主张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刺激消费和投资，保证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他的学说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一场“革命”，开创宏观经济学。战后，西方各国政府也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在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的同时，大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有形之手”让政府尝到甜头

    在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调整经济结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这方面，德国和日本曾经是“优等生”。

    德国在战后的经济重建过程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按照其设计者阿尔马克的构想，这是将市场上的自由原则与社会平衡原则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一方面要确保竞争，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平衡，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利用福利救济金，退休金和补偿金，住宅建筑补贴，国家资助等方法，补偿收入分配中的不平衡。

    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中最受注目的就是其产业政策。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重点扶植钢铁、煤炭，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重化学工业化政策”，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大力促进IT产业的发展。

    在政府的大力干预下，德国和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从战争废墟中重生，60年代开始“奇迹”式增长，70至80年代开始挑战美国经济在西方经济格局中一家独大地位。1970年，德国制成品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登上了世界头把交椅，同年日本的彩色电视机产量赶上了美国；1976年，日本的粗钢产量超过了美国；1978年德国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70年代末，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的桂冠从美国头上转到了日本头上；1980年，德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机床生产大国；1991年，世界十大半导体厂商中先三名皆为日本公司，全球半导体工业产值中，美国只占35. 9％，而日本占到49. 6％。与此同时，两国的社会基本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参考消息》曾经转载过一幅颇为传神的美国杂志的封面漫画。画上站在颁奖台亚军和第三名位置上的，分别代表日本和欧洲的玩偶人正合力扳倒位居第一的美国玩偶人。

    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个大目标是调节经济景气，尽量熨平周期性波动，避免出现严重衰退，也为执政党捞取眼前的政治利益。

    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娴熟。例如，经历了战后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后，美国经济终于本世纪之初又一次陷于衰退。在网络泡沫破灭，“9·11”事件带来巨大冲击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使此次衰退程度很轻，时间很短。为对付衰退，美国政府主要做法是刺激消费。首先，大造舆论，利用“9·11”事件后美国人高涨的爱国情绪，宣传消费就是爱国的观点，对保持消费者信心起了不小作用。其次，减税。按美国财长的计算，2001年里美国政府减税额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笔钱中相当大一部分转为了居民消费支出。其三，降息。美联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10多次降低利率，将利率降至50年来最低水平。这大大减轻了普遍靠贷款消费的美国居民的利息负担，对刺激消费支出发挥了极大影响。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估计，由于利率下降2001年美国住房再贷款项目使美国人的消费支出增加了500亿美元。仅此一项就超过减税对美国消费支出的刺激作用。

    调控经济还得常学常练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近200年，西方国家才真正认识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并非万能。从战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普遍用“有形之手”干预和调控经济到现在不过50多年时间，就其指导理论、政策工具乃至如何在具体操作中拿捏分寸的技巧来说，都还需要探索和完善。例如，战后20年间一直被西方各国政府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到了上世纪70年代就失灵了。

    为刺激有效需求，躲避经济衰退，战后西方各国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令财政赤字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种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把这种做法推到顶峰。他一面在越南让战争不断升级；一面在国内推行“伟大社会”的各种福利计划。这种大炮与黄油并举的结果是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超过了美国的国力。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通货膨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这时爆发的石油危机更是火上浇油。1973年中东“十月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先是实行大规模的石油禁运和减产，接着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把石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从而引发了遍及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以及后来长期停滞局面。在经济停滞的同时又出现高度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语汇中增添了“滞胀”这个新词。

    按凯恩斯理论，经济停滞伴随通货膨胀是一个“悖论”。面对“滞胀”，凯恩斯理论显然无法开出良方。于是，各经济学派蜂起，纷纷寻找政府如何调控经济新良方。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弦易辙，采取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才逐步治理住通货膨胀。

    又如当年在治理经济方面是优等生的日本政府，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却屡屡考试不及格。泡沫经济破灭后，几届内阁始终在结构调整和刺激景气的政策选择之间举棋不定，陷入了“同时追两只兔子，哪只也追不上的”困境之中。结果，日本经济10年来一直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

    近来，世界舆论开始关注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情况。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提出了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新任务。最近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应该说是中国在刚刚初步建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的宏观调控。各国舆论希望也相信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