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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立投资者长期看好中国证券市场的信心”等一系列传闻与高管表态之间，一年阴跌的中国股市，上周骤然翻红。
9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股价虚高、股民利益受损，是因制度安排错误导致无度“圈钱”造成的；应在补偿的基础上尽快解决股权分置，这是股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也表示，解决股市全流通问题应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二是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治病”与“救命”
显然，众多名家言论均指向同一关键点：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前提下，着手解决中国股市股权分置顽疾。业内认为，高层如此集中发言，态度明朗一致，所拟“治市”力度之大，在中国股市13年历程中少见。
1994年7月30日，政府曾推出“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严控配股规模、扩大入市资金”三大著名“救市政策”，一个半月上证综指上涨223％，成为中国证券史上股指上涨速度最快的一次；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从而引发“5·19行情”，上证综指暴涨至历史最高位1739点。
这是中国13年股市发展中最著名的两次“政策托市”，两次都具备鲜明的“治病”色彩，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助于股市根本顽疾解决。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为社保基金筹资的办法出台，这被看作政府“第一次尝试解决股市根本顽疾”的重要举措。但随即股票牛市终结，上证综指自2200点回落；至2001年10月22日暂停国有股减持，上证综指已跌至1520点。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股市似乎陷入了“治病”与“救命”不可兼得的怪圈，似乎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解决股市顽疾之间找不到平衡。
需要“标本兼治”
13年过去了，“救命”历史没有重现。2004年4月6日至9月13日，5个月时间，上证指数从1777点跌至1260点，跌去500点。而新股询价政策的出台、新股发行减缓等“利好”消息，并未止住股市下跌势头。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学者王连洲近日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投资者多次遭受证券市场伤害之后，已经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而大量公司造假、黑庄、券商倒闭等问题被媒体揭露出来后，投资者对中国股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往简单的“托市”政策已经很难唤起投资者的信心。同时，由于股市机构投资者大增，理性告诉人们，不实实在在地彻底铲除历史痼疾，“机构投资者不会买账”。
在他看来，国家以往对解决股市问题不很迫切，一个重要原因是股市在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近期随着一批券商的倒闭，证券市场风险已经传递到银行等其他金融领域。股市顽疾的解决已成为化解资本市场、金融市场风险的前提。这迫使政府高层改变以往对待证券市场的态度，达成“治病和救命必须一起抓”的共识。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分析，最近高层纷纷就股市问题表态，是因为“国九条”具体落实工作不利，股市和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不匹配。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可能直接导致金融风险爆发。
“简单托市”无益
业内近来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国九条”是行事低调但注重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调研了近两年时间后，通过国务院认可后确立的。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高级别文件，落实起来势必繁杂，并涉及多个部委，不是证监会一家能够解决的。“国九条”面世后成立了6个跨部门工作组，但具体落实操作则一直未见大的声色。“主要原因是各部门思想不统一，自身利益考虑过多。”业内人士这样分析。
有关各部门协调工作，尚福林近日应邀“坐客”国资委，近日已被认为是“部委合作典范”。这也是证监会高层首次明确表态，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将造成“双输”结果，并被市场看作证监会落实“国九条”最积极的信号。至于具体解决思路，尚福林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要让Ａ股变成“含权股”。
近期业内还有消息称，证监会上市监管部正在负责制定“类别股东表决”机制指导意见的草案。如果该意见出台，实现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分开表决，这将是解决股权分置过程中，保护流通股股东、限制大股东权利的有利工具。
以上是证监会权利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此外，便需和其他部委配合行事。或许正是出于协调的需求，市场上周传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有可能恢复”的消息，且由中央政府高层出任主任。
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高领导机构，朱镕基亲任主任，17个部委的“一把手”任委员，其协调职能在组织构成中得以充分体现。
采访中记者清晰地感到，业内人士最为担忧的是，政府高层对“国九条”落实的强调仅仅是简单的“托市”政策。尽管在温家宝总理讲话第二天，股市大振让阴霾之中投资气氛有所好转。
在谈到股市下一步走势时，数位基金经理向《财经时报》强调，目前股市尚无核心上涨动力。有人甚至直言：“如果只说不做，就和以往的政策托市没有区别。”
作者：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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