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沙化：呼伦贝尔面临选择

　　本报记者 栾国磊 海拉尔、陈巴尔虎旗报道

　　搬家

　　她似乎不知道忧愁的滋味，脸上始终挂着憨厚的笑容。但她现在最担心蒙古包后面连绵的沙丘正吞噬着家里的草场，她家面临又一次搬迁。七年前，她家从几十里外的海拉尔 河套搬到这里，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不毛之地。与上次不同，这次她不知道家会搬到哪里去。几十公里之内已经没有可搬的地方，她家所在的红旗队其他牧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位草原主妇的丈夫名叫“革命”，他们从小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被历史学家翦伯赞称作“中国历史上幽静的后院”的呼伦贝尔草原，如今已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牧民基本上已定居放牧。“革命”夫妇的家位于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得车站东北8公里左右，而红旗队就在铁路以北长约40公里、宽15公里的区域里。

　　从海拉尔市乘火车自东向西而行，沿铁路经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旗到边境的满洲里，整个呼伦贝尔草原沙化状况便依次呈现：两端靠近城市的草原还比较好，蒙古包、油菜花和绿树点缀其上，不时有牛羊群闯入眼帘；行驶还不到一小时，草原由密而疏，不时有补丁似的沙化块出现，白杨树上半截基本干枯；再往前行一小时到赫尔洪得车站附近，草原几乎从视野中消失，沙丘间的绿草成了点缀，白杨树几乎全部枯死，连比较耐旱的樟子松也部分干枯，很多房子只露着屋顶还没被沙丘淹没。

　　“都是草，能到膝盖高，男人们坐在草地上喝酒，只能看见脑袋”，童年的回忆让“革命”的妻子笑得格外满足，笑容只在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她望着蒙古包外，草不过脚踝高。二十年前刚实行“包干到户”，她家有了自家的草场和牛羊，孩子们还小，那时她感觉日子特别有希望。

　　现在她家圈里有200多只牛羊，就在两三年前这个数字还多接近一倍，草场萎缩使他们不得已“忍痛割爱”。她家的牛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迅速增长，一直到第一次搬家前才有所放缓。搬到这里后，数量又一度高上去，但“1998年洪水”之后连续几年大旱使沙化更严重，他们多养牛羊的算盘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下降。

　　“革命”家的遭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牛羊迅速增长时开始，尤其是最近五六年，这也是他们感到草原沙化急剧恶化的时间。这只是为了发展而超载放牧造成草原沙化，反过来限制畜牧业发展的一个例子。在铁路另一侧完工五队队长席峰看来，牧区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想控制草原的载畜量几乎不可能。

　　这种现象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牧民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在呼伦贝尔市林业局造林科金维林科长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挂着《呼伦贝尔草原沙化形势图》，三条大致呈三角形分布的沙带把草原分割得支离破碎，并正在向草原腹地蔓延，它的覆盖面积超过了88万公顷，沙漠化土地面积约占整个草原面积的40%以上。

　　造林

　　今年的造林成活率依然让白文升失望，这是衡量他们一年工作的指标，这个指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差。

　　白文升是赫尔洪得林场的技术员，参与该地沙化治理的“三北防护林”项目，这种项目是目前呼伦贝尔沙化治理的主要方式，完全由国家财政拨款。

　　“并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或者我们偷懒”，这位耿直的年轻人说。

　　林场位于整个沙带的中心，它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森林”，纯沙地的面积是林地面积的10倍。整个林场不过是一排空着的平房，其中只有一间办公室兼场长宿舍，总共12名职工。

　　近两年每年冬天，白文升都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有关部门对林场造林成活率验收之后写报告，为他们低的可怜的成活率做“解释”。这让他耿耿于怀，1997、1998年时，白杨、沙柳、樟子松等还可以成活一部分，他觉得他们的劳动还能多少被“承认”，但现在，树基本都成活不了，一年辛苦也就尽数泡汤。第二年返工，但还是“重蹈覆辙”。

　　呼伦贝尔草原属半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在二三百毫米，但自从1998年之后，几乎年年大旱，每年的降水甚至低于100毫米。今年我国北方地区雨水普遍比较充足，但赫尔洪得地区仍然“例外”，仅在春天下了一点雨，而在处于当地植被生长期的五六月份，却滴雨未下。春季风沙期的气候反而变本加厉了，通常一个月有超过20天都是风沙漫天。

　　“更为可怕的是，现在这个地区小气候已非常厉害了，完工镇这边就不下雨，而过了完工镇就能下雨”，白文升说，“赫尔洪得沙化区已经陷入了气候与超载放牧的恶性循环中”。载畜量上升导致草原生态破坏，而这又反过来使气候等条件更加恶化。

　　资金和政策

　　“气候并不是造林成活率低的根本原因”，金维林对这个林场并不陌生，“林业部门负责具体执行，但钱需要计委和财政等部门批，人归各级政府管，而承担最后责任的还是林业部门”。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辖13个旗、市，总人口271.7万人，市行政公署驻海拉尔市。事实上，这个城市并非没有采取措施遏制沙化。金维林称市里鼓励个人以及各种力量参与生态建设，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但由于缺乏资金，很多努力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此时，草原退化正以2%的速度向纵深发展，而人工和改良草地的建设速度仅为0.2%，退化速度10倍于治理成果。

　　从专门的治沙资金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市约每年400多万，本世纪初曾达到500多万。但2002年以后，国家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由于两个项目资金不能重叠，三北防护林等治沙项目就减少了，资金也随之下降到了200万。而地方财政的投入微乎其微，只能提供人力等努力，“像呼伦贝尔市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财政保证人员工资有时都需要借支，根本无力搞沙化治理”， 金维林说。

　　而在“上层路线”上，呼伦贝尔与北京的距离让人感觉鞭长莫及。1992年国家有一个荒漠化治理计划，呼伦贝尔草原曾被作为单独计划立项。不过，后来北京沙尘暴日益受到关注后，资金和项目向北京周边倾斜。

　　“钱并非最关键”，市林业局副局长鲁书泉十分肯定地说，有关政策和制度层面并没有与财政很好结合起来。国家政策对目前的治理资金等实行一刀切，对各地实际需要并不了解。比如治理流动沙地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投入，草原上就需要配套的沙障等措施。

　　在金维林看来，退耕还林实际上并不适合这里的草原治沙。因为退耕国家每亩补贴50元，其他就不管了，对治沙来讲根本不够。地方政府没有设置围栏、沙障等的配套资金，“这样治理也是白费”。现实中，为了申请成功，很多项目配套设施属于“假配套”，持续的投入不够，效果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环境中心的袁晓勐研究员认为，现在的生态工程和政策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完全从技术、工程角度考虑可能会适得其反，很多项目例子证明，由于结合了不当或不周全的政策，只关注物，没关注人，反而造成更严重的沙化”。

　　未来

　　呼市草原研究所人士建议，目前定居轮牧是最现实、科学和有效的手段，国外现代化畜牧业经验表明，按照牧草生长规律，实行合理的划区轮牧可提高20%的载畜量，并大大减少对草原的破坏。

　　为了孩子的成长，“革命”的妻子愿意再次搬家。她去年就听说红旗队要移民，后来没了下文。队长白因赛汉一脸无奈，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将牧民的反映报到镇里，再由镇报到旗里和市里，一级一级往上走。现在市里并没有任何解决的说法。

　　呼伦贝尔市正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到2005年，全市牲畜总数要达到1000万头、乳产量50万吨、肉产量23万吨，2002年它们分别为710万头、33.6万吨、13.1万吨。

　　在袁晓勐看来，受自然条件限制，当地经济发展必然依靠“卖血”来实现。牧民提高生活水平只能多养牛羊，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洪绂曾及中国农学会的建议是，发展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型绿色产业，这里是我国最后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绿色净土”，具有独特的优势。

　　不过，畜牧业和煤炭等资源型开发行业现在仍被排在这个城市重点发展行业的前列。对呼伦贝尔来说，沙化影响的不仅是生态环境，还关乎草原子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