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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岩铭编辑：韩晓静浙江民企业期待“国民待遇”本报实习记者张岩铭温州报道 民营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能否“二次腾飞”不仅仅取决企业的自身素质，更依赖外部环境的健康公正。“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到了急需国家从上到下来推动的时候了。”而党的执政能力正决定着这股推动力的劲头儿与方向。
民企期待扶持（小标题）“党的执政能力，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执政的本事。党在
当前国内国际的形势下提出要研究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必将对我国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9月14日，日丰打火机董事长黄发静说。“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由于国家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民营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巨大压力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某些不公平。因为很多不太好的国有企业也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而我们即使有很好的项目也只能放弃。”黄发静谈起他因为宏观调控而被迫放弃的一个很好的项目计划仍然觉得遗憾，“温总理说宏观调控不是‘权宜之计’，但从我们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国家政策的相对稳定，这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体现。”温家宝总理8月底在浙江再一次提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让一部分困惑的民营企业家感觉像是吃了颗“定心丸”。黄发静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之所以让民营企业家产生困惑，除了上情下达的渠道不通畅引起误会外，民营企业家感受到的融资压力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则告诉记者，如果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办法真的能出台，那将对以往的市场准入限制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但他强调“前提是方案能出台，而且能得到很好的实施”。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廖毅也表示，虽然正泰集团这几年发展的比较顺利，而且在关键时候得到过政府的扶持，但“不能否认，在国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民营企业的人为歧视依然存在”，黄发静则从几个方面谈到他所感觉到的不公平：国家的税收政策在执行的力度上，对民营企业就有重复计征的迹象。在信息传达上，现在国家的政策还多是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达，他们得到的往往是二手的或者三手的消息，在人才的选拔方面的渠道不够等等。一些问题光靠民企无法解决（小标题）“最大的不公平还是在市场准入上”，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这样对记者说。党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我们民营企业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无非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制化的环境，神力集团董事长、温州商会会长郑胜涛说。“在市场准入方面，国家应该逐步对民营企业扩大准入范围；其次是法制化的环境。这包括国内的法制环境以及和国外的法制接轨两方面。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遵循WTO的规则，和国际接轨，使我们的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的环境，并且依法执政。这应该是党的执政力的最大体现”，郑胜涛如是说。黄发静给记者讲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我与法国BIC集团谈判时，他们的一个谈判人员拿出很多打火机样品给我看，说是中国拷贝的他们的产品，当时的我尴尬万分，我不会说英语，但我随手拿出自己带的一个打火机，大声地说了一句：NoCopy！现在，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市场规律对我们从贸易大国发展到贸易强国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而这必须依靠政府和企业一起来营造这样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树立这样一个形象：中国政府、中国人、中国的企业家是讲信用的。”黄发静对此充满期待。温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民营经济研究专家马津龙认为，温州经济的改革前20多年经历了自下而上的阶段，那时的很多问题靠企业自己的努力能解决，而留下的一些问题已经不是企业自己靠努力就能解决的了。国家可以做更多的事：如通过运用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各种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规来规范市场行为，防止恶性竞争等等，给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很多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到了急需国家从上到下来推动的时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中全会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议题有可能会推动一些难题的解决，但这需要非常大的力度。”马津龙对此表现了谨慎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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