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实行“一费制”后浙江省城市教育收费现状，省城调队在各地抽取了12所学校（6所中学、6所小学），233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233位家长中男性占45.0%，年龄均匀分布于30-55岁，家庭年平均收入4.4万元。

    调查表明：“一费制”促进了城市教育收费的透明和规范，居民教育负担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赞助费”、“择校费”仍受关注，教育供养机制成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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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争论的焦点。

    一、“一费制”改革见成效，居民认同度提高

    今年秋季，我省全面推行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收费办法。调查显示，有14.1%的家长认为实行“一费制”前初中的收费在各级学校中最为混乱，有11.0%的家长认为小学最为混乱，因此依托“一费制”的改革增加教育收费透明度和合理水平是家长们热切的期盼。他们对“一费制”的实行给予了积极关注和评价，有77.6%的家长知晓“一费制”，89.8%的家长认为实行“一费制”将会减少中小学乱收费现象，其中30.0%认为中小学乱收费现象将因此而基本杜绝。

    目前，各地均在认真落实“一费制”，从而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收费水平。在宁波，小学新学期一、二年级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累计为195元，三年级为245元、四年级为240元，五、六年级为230元，初一、初二、初三分别为365元、345元、360元，而上学期该类费用一、二年级为260元、三至六年级为300元，初中三个年级为410元；在杭州，去年城镇小学生、初中生的杂费、代管费等费用合计为250元和390元，新学期相同项目小学最高收费只要240,最低收费仅195元，初中最高收费为365元，最低收费仅330元，比去年减少10元―55元不等；在温州，新学期小学、中学的收费总额比去年同期最多少收100元；在丽水，学校新学期学杂费比上学期减少了15%。调查表明，80.2%的家长认为当前义务阶段中、小学教育收费水平比较合理，91.4%的家长表示能够支付孩子义务阶段中、小学的教育费用。

    二、“一费”覆盖不彻底，费外费有隐患

    事实上“一费制”并没有真正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开销，它只规范了学校收费一部分，并没有包括目前学校收取的其他收费的内容，如校服费、保险费、补课费、活动费等，而择班费、择校费、赞助费更是给一些学校很大的“发挥”空间，这些政策留下的口子没有统一标准，缺乏有效监管，为学校隐性乱收费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调查显示，有11.0%学生择校就读，他们平均交纳的择校费达到8240元，有的学生择班就读需要交纳4000元的择班费，而许多赞助费名为“志愿”，实为“无奈”。有70.0%的家长认为学校不应该收取赞助费或择校费，有85.9%的家长认为“有钱就能读名校”不合理。

    另一方面，“一费制”的实行仅局限于义务教育，而居民反映幼儿园、高中、大学教育收费问题更突出。分别有51.8%、50.8%，43.9%的家长认为大学、高中、幼儿园收费过高，分别有36.1%、24.6%、13.9%的家长认为高中、幼儿园、大学的收费在各级学校中最为混乱，分别有22.5%、10.5%的家长表示难以承担孩子大学、高中的教育费用。温州市调查表明，每位大学生平均一学期所需教育费用达到7556元，高中生为1790元，小学及初中仅为794元，差距巨大。另外，民办学校、民办公助学校收费标准高、随意性大也是居民反映的问题之一。

    在目前教育经费普遍偏少、一些学校的正常教学常常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要把必须的一切费用囊括在“一费”之中，确实比较困难。留一些口子在一些地方确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关键在于制定政策时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口子如何开”上，比如严格“开口子”的程序，确立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等。

    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教育供养机制成焦点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是“乱收费”的根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同一地域内学校之间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别。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惜血本，这种旺盛的教育需求是滋生乱收费的温床。调查表明，1998年以来，温州市区居民家庭教育费用支出每年以22.3%的增幅增加，与此对应家庭日常消费支出年均增幅为11.6%，市区有就学子女的家庭中50.6%在今年暑假让子女参加各类收费的学习，每位学生人均学习费用支出607元。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些重点学校虽然收费高昂，但家长们趋之若骛，与之相比，一些城镇学校却由于条件较差，正常生源难以保证，鲜有赞助费、择校费收入，本次调查的临海市汇溪镇中学初一招生接近空白。

    “一费制”改革对拥有不同教育资源的学校带来的冲击结果迥异，由于“一费制”减少了学校一部分经济来源，对属于生存型的学校而言，其经费来源渠道少，在实行“一费制”后，学校资金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部分学校除了尚能保证正常教职工工资支出外，学校办公经费、校舍维修及教师考核支出已成问题，如丽水市城北小学目前负债25万，经费负担很重；对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较好的学校而言，出于发展需要，其教育设施、教育交流的投入是巨大的，目前“一费制”的收费水平制约了其再投入能力，情况较好的宁波市，其学校目前85%的经费用于支付职工工资、奖金。调查的学校普遍反映经费紧张，希望提高“一费制”标准，部分学校计划通过扩大招生来增加收入，部分学校出于教学质量考虑，愿意以透明收费、零利润收费进行课外辅导。而只要不是多收费、乱收费、强制收费，大部分学生家长对有益学习效果的费用还是能够理解。

    上述情况也凸显了实行“一费制”后教育供养机制问题。“一费制”规定因杂费、课本费收费标准降低形成的学校经费缺口，应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核定的当地中小学公用经费标准定额，由财政预算予以安排。但财政拨款是有限的，浙江教育现代化需要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依法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进入教育产业。这是实行“一费制”后重点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抑制多收费、乱收费现象，保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校际间办学水平的差距，减少升学和择校的竞争，扶持落后地区教育发展，让更多学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而实行“一费制”后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对贫困、特困学生教育收费优惠政策和贷款制度仍需要继续深入贯彻。温州市调查表明，20%的低收入家庭，其子女高中阶段学习费用至少占家庭总收入的20%以上，其家庭的一年总收入还不够支付大学一年的学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