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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格局没有改变
现在的短缺实际上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工资杠杆的作用下，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民工短缺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在普通人看来，中国一向是以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著称的，为什么从今年以来，就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的问题呢？为探求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这两位都是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专家，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谈了目前的民工短缺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杠杆调节市场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上海
记者：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一直认为中国缺什么都不会缺人。中国也一直在国际上是以数量众多的人力资源而闻名。那么请您谈谈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民工短缺的现象？
莫荣：其实，民工短缺并不突然，我们最近刚做了调研，实际上，这种民工短缺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次短缺只是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所以表现出突然。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短缺问题，这是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第一，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格局没有改变。第二，现在的短缺实际上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在工资杠杆的作用下，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发现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就比较困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工可以勉强维持；1000元钱以上的企业招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看来，民工短缺是市场的责任，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其实从各种调查来看，民工数量还是略有增长的。
记者：能不能把现在民工短缺的情况做一个介绍，我们看到的信息显示珠三角地区民工比较短缺，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莫荣：珠三角、闽中南和鄂东南是加工制造业聚集的地区，重点地区的民工缺工在10%左右。例如广东有1900万民工，缺少大概200万民工；深圳有420万民工，缺少40万民工；而在东莞，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显示，17%的企业表示缺工，估计缺少27万，但据我们估计的数字还要略大一些。福建的泉州、蒲田估计缺工10万人，但这些数字并不是全面的统计，很多是估算的。
记者：民工短缺问题引来很多人的惊讶，这对于整个中国劳动力市场会不会有影响？如果有，会有什么影响？
莫荣：民工短缺虽然是市场调节引起的，但也还应该考虑其他两个因素。一是企业需求量增大了，比如短期工人，深圳这些年增加了10%的需求量，这与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增加比较快有关系。中国进出口总额目前已达到8000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其中东南沿海加工业作了比较大的贡献，这就使得民工的需求量增大。
二是企业用人比较挑剔，喜欢用18—25岁的年轻女工，这些女工的潜能实际上在逐渐增大，她们可以到条件更好的企业，甚至更愿意到服务业去工作。服务业在广东占50%以上，工资并不低于制造业，甚至略高于制造业，而劳动强度却大大降低，这样对于一些企业，如性能比较低劣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加工等企业来说，招工就会面临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些企业挣的就是国外进货的人工费，所以它本身提供的工资就不会太高，工作环境又比较差，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一般在10小时以上，而工资只有六七百元，而服务业名义上工作10小时，实际上也就是五六个小时，而且工资收入还要略高一些，住宿条件也好。这就使制造业的企业竞争力相对变小，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他们也不太可能提高工资，地区物价又比较高，民工除了吃饭、住宿的花费便所剩无几。
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些企业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必须涨工资，第二是可能要向内地转移。其实国际上的经验也是这样，像日本将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又将此转移到我国东南沿海，这个过程也就大概十多年的时间，而我国东南沿海的制造业现在已经发展了20年，都没有进行转移。所以东南沿海这些制造业企业有可能从沿海转向内地，企业转到内地之后会增加一个运输费，但是劳动力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记者：您能不能预计一下现在这种缺工的状况还会持续多久？
莫荣：由于近期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减少，这种状况会加剧甚至再持续一段时间。从中长期看，产业关联度不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应退出这些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很多产业关联度大的企业则不会退出，而工资会相对提高一些。
记者：从几年前出现的民工短缺问题发展到现在，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您认为这次民工短缺给了我们那些启示呢？
莫荣：首先，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劳动力的调节方面，市场机制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其次，东南沿海地区连续20年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生产模式，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再次，这次民工短缺是市场因素引起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因此也更应该依靠市场来调节，而不是人为的干预。
记者：以往农民工大量地从农村涌入城市，但是现在城市却招不到工人，那么这些农民工到底去哪里了呢？
莫荣：一方面，农村还是有可以转移的劳动力的，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的潜质已经有所增强，因此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仅仅集中在一个行业，而是转移到了很多行业，因此出现了短缺。
记者：现在中国的整体就业形势不是很乐观，一方面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出现用工短缺，请问现在的用工短缺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就业问题将有所改善？
莫荣：没有改善，而且这个问题的出现还使就业情况变得更复杂了。过去我们是帮助劳动者找工作，现在还要帮助企业找劳动者，甚至还要帮助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应该说困难是加大了。
推动户籍改革
国际金融报实习生 郑莉莉 发自北京
记者：您作为研究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的专家，在这方面，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蔡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激励制度变革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高以及由于矫正扭曲产业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个方面的改进都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效应。家庭承包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农业技术效率改进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也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经历20余年各个领域的经济改革，在经济利益机制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劳动者具有通过流动改变收入状况的强烈愿望，一旦约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被拆除，这种流动就必然发生，并且不可遏制。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的增强，它也感受到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改进，从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是乐于创造条件鼓励劳动力流动的。
现在经过改革，无论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是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都从无到有，并且大幅度扩大其规模和范围。根据我们的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改革以来在中国的GDP增长率中，继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之后，劳动力转移作出了21%的贡献。目前，7000万-8000万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至少带回或汇寄到农村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扩大农村投资和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所以，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那么劳动力如何实现转移？
蔡昉：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而到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的越来越强劲的竞争，便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
到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的接受。这也是一种进步。此外，1998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放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在执行中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记者：您认为，户籍改革就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量？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最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因此，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
其次，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所有的待遇区别都是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被识别，所有的歧视性政策都是依据不同的户口登记地而针对不同人群实施的。而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第三，虽然城市偏向政策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改革，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就存在着政策周而复始的可能性。如在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所松动的城市就业政策，就再次复归到城市偏向的轨道上，加大了对外地劳动力的排斥。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
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9月17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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