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灾过后：事关三峡的五个问题

　　川渝洪灾反思系列报道之三本报记者 童辰

　　川渝洪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专家提醒，不能当救火队长，不能等再次造成惨痛的损失甚至事情无可挽回的时候再下决心。

　　消落带问题解决前该不该继续蓄水？

　　这次洪灾受损十几个亿的开县，消落带的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三峡问题专家雷亨顺近日告诉中国经济时报：“三峡将来的最高水位是175米，最低水位145米。开县的水位，最低就是曲口镇145米，县城汉丰镇是162米，所以一淹就从曲口一直到县城全部都淹了，淹没面积是58平方公里。可是当三峡一退到145米的时候，它整个被淹没的地方又退出来，这么大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坡度又比较小，土壤含土的成分又比较多，滤水性不行。我去找过当地的老农民，向他请教，他说如果淹上一个月以上，退出来以后，几个月都无法耕种，水流不了，它和沙土地不一样。”

　　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很大的问题，污染伴着垃圾、杂草，不仅造成景观破坏，而且在高温下极有可能产生异臭，滋生病菌、寄生虫和蚊蝇，导致流行病发生。消落带的局部低洼地方因排水不净，还可能形成零星小面积死水塘，严重污染环境。更重要的是，三峡水库冬、夏两季年年蓄退水位，头一年沉淀在消落带内的污染物，又将成为第二年水质污染源，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对环境的影响较大。”

　　这就是消落带问题的由来，仅在开县就有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巨型垃圾场，而且紧挨着的是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按重庆规划，开县将是一个由50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与万州连接起来的中等城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洪水前，在专家帮助、论证下，本来有一个“库中库”的方案，就是再建一个海拔170米的水坝，这样汛期三峡水位下降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前面提到的情况发生。但是现在需要进一步考虑了，雷亨顺说，需要考虑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泄洪速度，一是泥沙淤积情况。

　　最近，中国新闻社报道，中华蚊母、疏花水柏两种耐水植物被林业部选择用来作为消落带的绿化，报道说，中华蚊母无性繁殖在巫山成功了。这肯定有帮助，但是这两种植物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垃圾呢？新华社报道说，“国家”准备175米水位线内两米开展生态防护林带的栽植和培育，计划2009年成林。两米以下还有28米，怎么办？

　　其实，继续蓄水到175米，还涉及到重庆港的淤积和水体压力对自然对库区建筑的影响问题。

　　移民迁建能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上次比较大的洪水在1998年，洪水后，媒体有这样一段报道：

　　湖北省巴东移民县，自1980年代以来曾多次发生震惊全国的大型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巴东县城开始迁建以来，发生过三次大型地质灾害，新城在滑坡后迁了建，建了迁，饱受艰辛与苦楚。初次迁至老城之上的黄土坡，1991年8月发生一场泥石流，使全城水、电、路、通讯中断，大量工矿企业受损或停产。1994年元月被迫再迁至上游4公里处的白土坡重建新城，但因大量的开挖伴随而来的大量坍塌、滑坡，在1995年6月又发生了二道沟大滑坡。巴东县再次放弃白土坡，又迁至上游2公里处的西壤坡。1998年6月末，巴东发生大暴雨冲刷及山洪奔泻，致使原本地质自然灾害频繁的巴东又发生了多处地质灾害，新老城区发生了200多处滑坡。

　　三迁县城的，不止巴东一家，奉节也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而且其损失比巴东还大。其他在移民新城时发生滑坡、泥石流，造成巨额损失的也不少。

　　像这样没有经过周详论证、草率上马的移民工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额损失，谁来承担责任？

　　两院院士吴良镛与重庆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赵万民曾联合撰文指出：“三峡工程大数额的移民、大面积的城镇重新建设、众多的农村居民点的迁建安置，这样宏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广泛地牵涉到整个库区的生态、工程地质、环境容量、交通以及旅游资源等问题，都与三峡工程的效益和命运息息相关。”

　　对移民的代价和复杂性估计充分了吗？

　　在三峡113万移民中，除外迁的16万多以外，绝大部分在库区安置，淹掉的大都是三峡地区的“白菜心”，就近后靠原则使移民与本地原居民分食本来就不富裕的资源。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峡移民还有四个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是移民安置数量实行包干制，但包干指标不足以安置全部移民。

　　二是原有安置规划分为双淹户（淹地淹房）和单淹户（淹地不淹房）。现有安置政策基本上考虑的是双淹户，对单淹户还未加以考虑。

　　三是部分外迁移民的生产、生活出现暂时性的困难。由于移民在迁入地需建新居，而迁出地的房屋属补偿性质，标准偏低，到迁入地后只能将房屋补偿费、其他人头费、生产性发展补偿资金等全部用于新居建设，以至于以后几年的生产生活出现一定困难。

　　四是就近后靠安置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移民的土地难以保证。“从长岭镇移民安置点的情况来看，移民人均土地面积0．5亩（含田、土坎），并且每家强制性地有1个人口为第三产业安置，家庭内实际人口的平均土地面积低于0．5亩（当然，这已比当地原住居民人均土地面积多，当地原住居民人均耕地仅0．3亩）。”

　　之所以出现上述移民迁建工程的问题，移民资金的覆盖人群估计和补偿不够充分，是不是原因之一？

　　三峡库区有几百万贫困人口，他们的脱贫问题由于三峡水库的环境要求，被提前了。

　　三峡总公司应不应该跟库区乃至更上游的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

　　三峡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新近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一年来，入库的泥沙量总数是2．16亿吨，而出库的泥沙量为0．86亿吨，存在库里的是1．3亿吨。这就是说，排沙比是40％。”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采取蓄清排浑等措施，能排掉60％，剩下40％。

　　重庆市水利局水保处处长张崇庆提供给中国经济时报一份数据，是研究水土保持40多年的重庆市政协常委张学良的一个计算，说明了三峡总公司和上游地区尤其是库区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可见即使对急功近利的人来讲，上游水土保持的结果也是白花花的钞票。尤其是库区，承担着大多数移民安置和库区环境压力，三峡总公司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呢？

　　有报道引用陆佑楣的话说，嘉陵江、金沙江等长江支流，新建了水库水电站，可以拦截大量泥沙，可是那些库容填满了呢？

　　库区产业空心化是否存在？

　　库区产业空心化直接挑战“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移民目标，也关系到库区环境、社会稳定。

　　按照重庆市广泛形成的共识，库区产业空心化不但存在，而且很厉害。库区产业空心化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一个热点问题。

　　陆佑楣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库区城市规划得太大，一些地方的新城超出老城多少倍，搞那么大，只有那么些人，‘产业空心化’不就是这么出现的吗？我不同意‘产业空心化’这个说法，是它自己只有那么大一点盘子！”

　　城建优先还是产业优先？重庆市一些地方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尺度把握的不够好？

　　重庆此次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近20亿，开县直接损失十多个亿，新县城工地对面山坡上像古代石窟一样几乎是垂直分布的移民新居也让记者有些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