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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义平对于我国经济而言，目前的重要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如果增长质量好，增长速度越快，总体效果越好。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
一、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我国，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通常认为正常的增长速度应当是8%左右，反之则被认为是过热或不景气。然而，恰恰是这个被国人十分推崇的GDP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地搞清到底什么是GDP，GDP到底有什么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曼昆认为，准确理解GDP的要点是：第一，GDP是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的；第二，GDP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GDP的一部分；第三，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节；第四，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开办企业，他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GDP有3种计算方法，其中收入法最为简明，既将经济活动中所有成员的收入加总。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德国学者厄恩斯特·B·冯·魏茨察克和两位美国学者艾墨里·B洛文斯与L·亨特·洛文斯在他们合著的《四倍跃进》中对GDP在衡量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是提出了诘难，他们生动地写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还有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质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1988年湖北发了大水，遭了大灾，湖北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提高到了13%。基于以上的分析，3位学者深刻地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北京打工的四川民工把GDP留给了北京，把挣的钱汇回了四川一样。
看来，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内容。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二、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在于由外在推动转化为内生增长
意义不过如此的GDP，何以成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痴情追求呢？原因在于GDP是衡量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在行政从属关系中，简单的、容易的操作的数量指标最容易被选择为考核指标。
一个易于考核的指标，一个有限的，通常为4年的任期，一个在给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的不可抗拒的逻辑，使得重复建设，亮点工程，“短、平、快”项目等能在短时间内让GDP迅速增加的举措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市建设优先于技术改造的安排，看到了诸多填补中国、乃至世界空白的工程及设备的闲置，看到了30多个支线机场基本亏损的效果。我们感到了经济“过热”，然而效益却没有想象的那么辉煌。
上述的种种现象，实际上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经营，其基本功能在于虽然效益低下，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把GDP做得很大，也容易在短时间内使经济发热。在笔者看来，粗放经营的根本特征是为了简单的作大而一味地、毫无顾虑地铺摊子。技术含量的高低并不构成粗放经营的基本特征，因为21世纪上的项目肯定比上一世纪上的项目的技术含量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经营所以成为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于政府对企业的约束软化，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花的钱不是自己的。企业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从盲目铺摊子中得到好处，却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的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依然可以从“亮点工程”、“形象工程”中得到许多好处，例如职务升迁，而不必负低效的责任，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热衷于此。
经济过热在于外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政府依然是投资主体，而且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资本巨大浪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有过入木三分的描述，他说：“浪费的现象在大量已成现实的事物中昭然若揭，它导致了资本利用率的不足——如按对需求的期望所建的工厂，每小时仅有几辆车行驶的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和航空集散地建筑的低利用率等。这都是普遍的现象。浪费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使一切建筑都变得富丽堂皇，政府建筑犹其如此。19世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使用资本时很讲究节约，所以能保持很长时间的增长和较理想的就业水平。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欠发达国家正在以更大的气派浪费资本；所以当出现某个大型项目完成但其提供的就业却比期望的要少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我们总是被告知这些国家资本短缺，可同时资本的低效利用和浪费却是这些国家最明显的特征”。看一看眼下的情况，刘易斯所讲的不正是我们自己的事：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制造二元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并没有减少；另一方面是低效和资源浪费。
显然，对于我们这样的资本、资源都十分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若如此就必须把外在增长模式变为内在增长模式。
把外在增长模式变成内在增长模式的关键是把投资主体由政府转为民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民间投资是要挣钱的，或者说是必须挣钱的，当所投资本能够挣钱的时候，自己就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交易的成功等于社会的承认。在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典型是浙江民营经济推动的经济增长。浙江民营经济在发展之初，选择的产业领域基本上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但却形成了名扬海内外的专业市场。从后来的实践来看，这样的选择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技术含量不算太高，便于操作和模仿。此点对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刚刚步入制造业的人们特别重要。第二，适合从业人员素质。最初选择的产业一般对人员素质要求不高，当地相对教高的教育水平保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具备了相应的素质，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启动资金数额不大，在无其它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靠着微薄的原始积累和亲朋好友的支持，基本上可以解决起始阶段的资本需求。第四，项目选择直接来自于市场，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的自发选择。较强的市场需求，使得资金回流快，滚动发展能力强。第五，关键在于资本是自己的，赚得起，赔不起，且作出选择决定的是有一定的市场经验的企业家。浙江民营企业在自己挣钱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增长模式是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模式，是让政府省心的增长模式。
美国著名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在于环境，在于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生产要素的环境，在于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不在于政府的直接投资。政府的直接投资，包括政府的保护，恰恰是最没有效率的。浙江的经济及波特的分析，都说明变政府直接投资为主为民间投资为主，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作者：李义平作者单位：经济参考报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4-7-7星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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