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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
股指已经基本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此时启动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正当其时。
9月9日，股指历史性地刺穿了1300点。面对这一数字，我们似乎应该把目光暂时从K线图上移开，重新开始思考一下那些被搁置已久的问题。本质在现象背后已经被遮蔽太长时间
了。
需要强调的是，市况的低迷是解决问题的大好时候，而不是逃避问题的又一契机。很多一拖再拖的问题也总该有个尝试解决的开始了吧，正如电影《无间道》中那句经典的黑话所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希望渡过这次难关之后，我们可以从容地说一次：别了，“鸵鸟政策”。
被搁置的问题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正是笼罩在与股市直接相关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与股市间接相关的银行头上的“慈父主义”阴影。其直接体现就是无论金融机构出现什么困难，政府总是会出手相救。救治的方法灵活多样，无规则可依；救治的目的只求维持其生命，而不在于帮助其自新。缺少一个基本的退出机制。
这种计划金融的传统有何危害？我们或许在这样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中可以觅得答案。1970年代末期，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写了《短缺经济学》一书。书中描述了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怪异处境，“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营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不存在饱和问题，投资饥渴是长期的，假如刚刚完成的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为强烈。”
投资饥渴并非是问题的终点。科尔内认为，企业“如果亏损了，它也不会真正破产，即停止营业。企业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给，或提高销售价格，结果它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境”。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便是一个产品短缺的社会。把该书中这一针对生产领域的思考方式拿到金融领域中来，把生产企业替换为金融机构，将产品替换为信用，那么金融业的“慈父主义”将带来的结果无疑就是金融机构胡作非为，从而出现一个信用短缺的社会。信用对于金融业的作用无需赘述了，在信用短缺的时候，我们还能拥有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业？
或许，现在讨论的关键已经不再是金融机构应否摆脱“慈父主义”的问题，而是开始尝试摆脱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
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似乎都很难回答。如今，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股指已经基本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此时启动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正当其时。
首先，市况低迷的时候解决问题总比行情虚涨的时候要容易得多。如果一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你却要让它退市，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即便它问题重重，也要对它留情三分。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次，政府的精力和财力已经不容得随意分散了。此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次剥离巨额坏账，并且还存在进一步剥离的必要和可能；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政府甚至动用了大笔的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在保险领域，仅仅中国人寿一家，财政部就需要为其高息揽险带来的逾1700亿元利差损失提供担保。眼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冲刺海外上市，困难重重，千头万绪，有关政府部门即便神通再大，也不能再分身出来了。
再者，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来说，当前既没有区域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没有世界经济低迷的压力，更没有国内通货紧缩的问题。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之强和调控空间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时启动，在退出的方法和节奏上也还存在选择余地。此前，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不就是借助于独创的ST和PT制度得以启动的吗？虽然有拖泥带水之嫌，但毕竟让本来不可能的退市变成了可能。退市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以前因为没有退市机制而产生的诸如虚假买壳重组等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其实这些年来，市场并非没有经历过考验。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退出不是也在一片不可能之声中成为了可能了吗？时光荏苒，如今这些风波留下的短暂伤痛早已烟消云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强得多，经得起足够的风雨。
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实，迈出第一步远比后面那九十九步要艰难和重要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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