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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山
北京一所学校制定14条校规，引起校园内外不少议论。看2004年9月13日《北京青年报》的有关报道，大多是从教育方法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如果从对青少年一生的成长这个长远角度来分析问题，就可以明显看出，校方这些规定及其处理办法，存在问题。
这些规定的具体条文，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把尊敬老师细化。具体表现就是不准喊老师的名字，不准给老师起“绰号”，上课不准做小动作，不准看别的书，等等。如果有了这些表现，就要如何如何处理。这实际上是把课堂教育简单化，把青少年成人化，完全违背教育规律。在中小学阶段，一个好的老师上课，首先注意调动课堂气氛，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学生注意力能不能集中，能集中多长时间，基本上与老师的调节能力成正比。老师本来就有维持课堂秩序的任务。指望靠一纸规定或者几种处罚就可以使课堂成为老师太太平平的“一言堂”，这不是教育，就是行政命令。而这，却恰恰是教育的大忌。
从对青少年一生的成长来看，学校的这些手段，只会徒然增加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厌学情绪，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不利于他们顺利完成学习任务。我们喜欢听话的人喜欢惯了，一看到不循规矩的学生，就想如何来整治他。这种心理，并不健康。何况一个人在课堂上走神，原因本来就多种多样，或者不如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根本无需大惊小怪。著名如鲁迅，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最得意的回忆却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他自己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津津有味地说，“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这还是在纪律甚严的私塾。到了公办学校兴起之后，情况如何呢？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有一段回忆：“我在杭州一师时期，恨透了夏尊师，因为我辛辛苦苦积了一点钱，买了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传》，都给他没收了去。我们诅咒他，叫他‘夏木瓜’。”曹先生还说，“我跟夏师成为知己，乃是他离开一师，在上海的事。台北有一位陈慧剑其人，他写了一部《弘一法师传》，说我们奉弘一为神明，尊敬夏尊为贤者，真是说梦话。”可见，一个人小时候有点调皮，不大听老师的话，因为某件事情而不喜欢某老师，甚至“恨透了”他，给他起绰号并且“诅咒”他，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了后来，照样可以成为“知己”。但是，如果当时学校采取“高压政策”，不但严厉处分其本人，而且惊动其家长，闹得人家一家为此不得安宁，恐怕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这样的老师，还不如说是统治在课堂内外的一种“暴君”。要人尊敬，难上加难。
尊师是一辈子的事。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很可能心里并不懂什么叫尊师，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等到他个性被抹煞殆尽，养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坏习惯走上社会的时候，再来检讨学校教育的得失，这种损失，对一个人而言，一辈子没法弥补；对国家而言，一代人深受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心胸会开阔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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