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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社改革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业产业升级，农村合作组织快速发展的需要？
近日，《财经时报》对比了解了地处中国经济差异较大地区的两个县的农村金融现状，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在贵州黎平县，信用社及银行的贷款与民间借贷基本各占半壁江山；而在山东曹县，私人借贷占据统治地位。
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其实大有其他金融机构存在的空间和需求。
选择的差异
一个是经济环境相对贫瘠的贵州省。
据黎平县农调队对全县8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银行及信用社贷款（主要为信用社）人均58．8元，占比54．7％；民间借贷人均48．7元，占比45．3％。去年上半年，银行及信用社贷款人均79．7元，占比50．6％；民间借贷人均77．9元，占比49．4％。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银行及信用社贷款占比上升4．1个百分点，相应民间借贷下降。
从2000年到2003年的全年统计显示，黎平县信用社及银行贷款所占比例依次为：69．3％、51．9％、45．9％和42．2％；民间借贷所占比例依次为：30．7％、48．1％、54．1％和57．8％。
当地民间借贷占比在过去4年一路攀升，而今年开始回落，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改革后的农信社加大了支农力度，对民间借贷产生了一定抑制”？
从具体贷款数字看，2000年，黎平信用社借贷人均77元，民间借贷人均34元；2001年信用社借贷人均55元，民间借贷人均51元；2002年信用社贷款人均72元，民间借贷85元；2003年，信用社借贷人均114元，民间借贷人均156元。农民借贷呈上涨趋势。
另一个是农业经济大省山东。
曹县农调队的调查统计结果有些令人惊讶。该县农调队随机抽样10个村，一村抽10户，一月一统计，5年换一次样本。连续几年来的统计都显示，农民在银行及信用社只有极少贷款。借贷主要来自亲友和私人，私人贷款月息大约是10％。
曹县农调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时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银行和信用社的政策有关，加之手续繁琐，贷款金额有限，所以农民通常不选择银行或信用社贷款。
多种所有制如何建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认为，目前从全国情况看，农户约70％的资金还是靠民间借贷，实际上，农村金融问题远没有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也向《财经时报》表示，她同意央行行长周小川“有破有立”的说法。据他们调查，有些农村金融机构烂账太高，尽管采取了重组措施，但买卖双方很难谈拢；加之算清旧账所需成本费用挺高，因此，按“收购”的路子对农信社实施改革，进展势必缓慢。
张承惠认为，除了现有的信用社，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还有另外几种：一是真正的合作制信用社，它有别于以前名为“合作”实为“官办”性质，有些甚至是乡镇领导个人掌控的金融机构；二是农村小型商业银行，政府可给予优惠政策，在利税上加以扶持，允许其在发达地域开办分支机构，用繁华中心城市的分支机构来补贴农村地区的亏损；三是吸引民间资本、民营资本，包括民间借贷组织、地下钱庄等申请成立新金融机构。
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资金财务部高级经理缴远的观点是：要解决集中垄断带来的问题，真正转变体制，就必须从集中走向分散。
他认为，目前亟待建立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阻止农村资金外流，同时积极鼓励资本进入农村金融；这需要降低准入门槛，向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开放。目前的情况是，“想进入农信社的资本进不去，能进的又都跑了”。
加快农村金融机构重组
缴远指出，有些地区的城镇居民已经在用信托形式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村放款。他们已形成一种市场化经营方式，有自己的秩序和规则。“这方面的情况，决策者应该多进行研究”。
1999年前，缴远在中国建设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了约十年，1999年起，他开始研究农村金融机构的撤并问题。据他介绍，早在2000年，建行就已把资金吸收渠道从偏远农村地区调整到城市。因为在偏远地区，“经营利润还不够人员的工资成本”。
他认为，国有银行重组上市，会涉及网点布局问题。农村金融改革应该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结合起来，信用社与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完全可以用重组方式交给地方政府，可以做成股份制银行。也可就地重组，既能解决人员问题，也可切断资金外流，而且把地方政府监管的主动性也调动起来。他说：“以前得了好处是地方，烂账是中央处理，现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权、责、利统一起来。”
“能不能在目前国有银行县域机构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机构重组问题？”缴远既期盼又担心地对记者说：“目前农村金融跨行重组成本最小。等大银行机构撤干净了，再另立机构，成本就太高了。”
缴远还表示，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员工来说，若进入信用社工作，他们心理上的感觉也会好些，操作上，可以选几个合适的地方先做试点。
农村金融主旋：自发合作 监管理念转变：自律当先
真正能保护农民利益的资金基础决不是商业性质的资金支持，应该是合作社的资金支持，目前恰恰缺失这一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向《财经时报》表示，在目前的改革中，仍局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最值得关注的对象——农民仍然没有发言权；关于农民自发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开了点绿灯，但还没有开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鲁来对《财经时报》说，中国农村金融最大的缺陷是信用合作不足。现在的农村信用社并未真正具备农民自己合作组织的性质，很多是完全按市场经营的。在这种情况下，跟真正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相比，信用社对农民的利益保护要差许多。
张杰认为，信用社的改革既然要走市场化道路，必然要按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经营，而中间的收益者或许只是那些有钱的农户。
国鲁来表示，西方农民的合作金融很普遍，信用社由农户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优先扶持社员，贷款利率也会很优惠，也会在各方面尽可能为社员提供便利。这就为合作社社员的家庭经营提供很大帮助。
对于目前正在中国兴起的农民合作社，国鲁来认为：“实际上，我们希望合作社最终搞成类似产业化经营，能够在种植、加工、销售及进行生产资料供给等方面都发挥作用，跟西方的合作社一样，这应该是我们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让合作社真正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上都能串起来形成产业化经营，需要有雄厚的金融支持，真正能保护农民利益的资金基础决不是商业性质的资金支持，应该是合作社的资金支持。“然而，我们目前恰恰缺失这一方面，能够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合作社很少。”
张杰认为，农民需要的是合作金融或小额贷款。农村金融的改革，应该先解决合作金融问题，因为这样做涉及范围小，信息成本低。如浙江地区民间金融比较发达，就是从几户人家、一个村合作起步，慢慢发展，最终自然需要更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出现。
关于自发合作金融运作的规则问题，张杰认为，监管部门多年来也制定了一些规则，但都是自上而下体制的延续。新的监管方式应该是提供更好的服务，提供更多信息，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
有批评者指，在目前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中，监管理念没有转变的基础。张杰认为，不能延续城市商业银行的模式，应该给农村金融机构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制定适合农村的土生土长的监管模式；监管方式应该从法律上确定。有时候，民间监督的作用比政府管理作用还大。
国鲁来认为，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只要经营管理妥善规范，将来应该也可以被纳入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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