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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本轮宏观调控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即在于对“铁本”项目的查处，而这，或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铁本”事件在第6城市群地区的发生，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吗？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关乎第6城市群的发展前景，更因为这一地区的强大辐射能力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的先发、示范作用而带有深刻的可复制性。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第6城市群地区政府运作相对规范、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高、金融资源配置相对合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先进，然而，恰恰是这一地区，出了个举国注目的“铁本”事件。事实上，除了“铁本”这一典型事件外，诸如上海及杭州等地的房价快速飚升、区域内普遍存在的电力和能源紧张现象、金融系统信贷规模超常规扩张，等等，至少在经验层面，似乎可以印证，第6城市群地区的“经济过热”具有普遍性。
那么，在此看似相悖的现象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换言之，第6城市群地区经济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区域特征，是否正是其经济过热背后独特而必然的推动力呢？
张军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或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在《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一文中表示，“从理论上说，在以‘增量改革’或者新兴工业化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初始阶段，增长将会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这是资源配置或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而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在不断加速的市场化过程中，产出的增长率将可能出现递减。从理论上说，这可以是缺乏技术或动态效率改进机制的结果，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持续的‘工业化’导致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的结果。在现有的文献里，这个过程又常常被定义为‘资本深化’的过程。”
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一理论是合乎实际的。在1960—1985年间，每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都经历了投资占GDP比率的显著上升：在1960—198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一比率上升了一倍，韩国上升了两倍，新加坡则上升了三倍。而在中国内地，这一资本深化的过程则更表现为，作为新兴工业部门的主要代表，“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模的显著上升。”（陈剑波，1999）
这一理论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又一规律，即当地区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最为严重的时期。在传统粗放经营方式的影响下，这些地区往往会以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破坏严重，加剧了主要自然资源短缺的矛盾，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资源的承载能力。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目前，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第6城市群地区都正好处于这一阶段。
回到文首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单就“铁本”事件而论，我们固然可以找出许多因为“一念之差”而导致违规操作之类的解释，这都是事实，但同时，如果我们耽于道德、法律层面的批判，而忽视了对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再认识以及制度建设的持续改进，那么，我们就很难从根本上对这类事件实行禁绝。
还是张军教授，他指出，“对于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主义’与‘增量’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来说，挑战性的问题将不再是逐步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否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是增长将怎样避免过度依赖持续的工业化过程。”在这方面，不妨这样认为，正是由于第6城市群经济持续快速的领跑，因此，这一地区已经不可避免地率先遭遇了以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为突出表征的资本深化瓶颈。也正由于此，第6城市群地区能否有效实现“技术或动态效率改进机制”推动下的新的增长方式，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跟进来说，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意义，都不为过。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9月13日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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