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业举报者和他被关闭的举报网

　　本报记者 房煜 沈阳报道

　　民间的第一个举报网站——中华举报网——于2004年8月27日被辽宁省通信管理局正式切断网络服务。9月8日上午，网站创办人、51岁的姜焕文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对记者说：“网站关闭后，我先用了十天时间平静情绪，反思自己。”电脑上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心静如水”四个字。

　　中华举报网在38天的存活时间内，收到4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反映问题的电子邮件。如今，多数邮件还沉睡在姜焕文的邮箱里。

　　孕育之路

　　“1996年我下岗了，在网站成立之前，我算是一个职业举报人 。”姜焕文说。

　　2000年8月，他因为举报一则医药虚假广告从沈阳市工商局获得了2000元奖金。之后5年，他参与各种举报近千次，获得举报奖金累计10余万元。

　　一次意外的经历使他意识到现有举报制度的一些缺陷。

　　2003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姜焕文参加一个卫浴用品展销会时发现了伪劣商品，遂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当时的举报环境不太好。举报点在一个大屋子里，屋子里有很多人，有工作人员，还有办其他事的人。我感觉很不好，但还是向工作人员说完我发现的情况。但当我刚转身往外走时，旁边有个人开始打电话并一直看着我，然后他跟着我走出大门，我走他走，我停他停。我明白自己被跟踪了。”

　　从那时起，姜焕文开始思考举报环境问题，并酝酿提出《举报工作管理法民间草案》。他发现，许多地方之所以发生举报者被打击报复的情况，和我国的举报制度存在缺陷有关系。许多地方没有专门的举报接待室，甚至有的举报人发现，接待单位居然把被举报人叫来，让双方直接“沟通”。我国要求实名举报，而且要求留下身份证号，其初衷是为了防止诬告的发生，却同时留下了泄密的空间。“网上举报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为举报人保密。”他说。

　　事实上，他建立举报网站的设想并非无水之源。

　　姜向记者介绍，大连市公安局设计了一种特殊的举报制度：举报时填一个两联报表，两联报表有一个统一编号，比如008。举报人姓名一栏可用假名，并设置密码。破案后，公安局在媒体上宣布破案消息并告知008号举报单的持有人可去邮政储蓄所领取奖金，领取时输入先前的“假名”和密码即可。而设置“假名”和密码的做法，和通常登录网站的做法很相似。这给他一些启发。

　　大连市公安局宣传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一制度还在应用，并解释：“这样，从始至终公安局都不知道举报人的信息。”

　　与此同时，有关公民自发维权的网站大量在互联网上出现。记者在他自己保存的原“中华举报网”的链接中看到，还有诸如“打工者之声”、“3.15全国打假网”、“中国社会调查网”等公民维权网站存在，包括王海公司的网站。

　　实际上，姜焕文和王海一样，也是从打假维权开始上路的。姜焕文以及王海这样的打假者一度成为政府执法部门的得力助手，姜焕文的第一次举报就获得了沈阳市工商局领导的表扬。

　　但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中华举报网”的出现，使他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上。

　　开停之间

　　出面切断“中华举报网”网络服务的是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促成这次行动的是沈阳市公安局。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下发的《通信网络断开接入决定书》上面写道：经沈阳市公安局检查认定，你开设的“中国举报网”涉及以电子邮件形式，接受群众举报信息并转交有关职能部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个人无权受理公民举报和对举报内容进行核实……

　　姜焕文认为，刑事诉讼法第84条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不应在行政执法程序中适用。据他介绍，北京国达律师事务所的梁军律师也认为，这一条款没有规定举报人不可以向除公检法以外的其他机关进行举报。而记者看到，在“中国法治网”有关此案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第84条不是禁止性条款。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并没有‘受理’任何一件投诉，我只是代为转交给有关部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也不可能有直接处理的权力，这个网站不过是一个中转站。”

　　姜焕文说，他收到投诉的电子邮件后，并不直接挂到网站上，而是核实后才将材料转给有关部门。为避免有关部门说没有收到，每份材料他都自费用特快专递形式寄出。“我的证据意识很强。”他说。在信访规定的反馈时间内没有回音的，他才在网站的“来信照登”栏目中公布信件。公布时会隐去举报投诉者姓名、身份等，“没有办法，我只能公布被举报单位的信息，要不整个信件就没有意义了。”姜焕文不知道，是否正是这一点使这个网站受到了关注。

　　在公开材料中，沈阳市公安局和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与这次关闭行动直接相关。实际上，沈阳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早在8月初就数次打电话给姜焕文，要求他的网站关闭或改名，姜焕文对一些电话做了录音。姜承认，虽然他在沈阳市工商局掘得了举报的“第一桶金”，但后来，沈阳市工商局也曾被他举报过。

　　在网站成立之初，姜曾依次与这些部门打交道，为网站取得所需的合法手续。其中包括：6月2日辽宁省通信管理局传来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通知书》，6月3日在沈阳市工商局得到注册网名，7月15日沈阳市公安局发来的备案标识。

　　“这是我与其他民间维权网站不同之处，我经过了登记和备案。”他说。

　　职业举报者

　　举报网站被关闭后，各方反响不一，赞成者和反对者都有。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员李志国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一个不是很完善健全的举报网站在社会上很难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且，由于缺少必备功能的内容，加上信息来源的不稳定性，也许会产生负面影响。

　　姜焕文坚持认为，自己的举报网站能够为社会办些实事。“别看我办的是举报网站，我的最终目的是：举报越来越少，尽可能帮国家消化一些社会矛盾。”

　　记者在他的电脑里看到一封举报网存在期间收到的邮件，“如果这样的事情在地方上得不到处理，需要国家部委处理，那领导人还有空办公吗？”邮件内容是有关沈阳市苏家屯区吴女士举报一居民擅自“窗改门”的问题，该问题经辽宁省原副省长郭廷标等领导多次批示，要求立即纠正，可是拖拖拉拉两年之久，一直没有落实。吴女士是个倔脾气，“我近期准备去省里找省长说说自己的委屈心事儿。”她后来告诉姜焕文，如果不行，她就一直告到建设部去。

　　姜焕文认为，现有的举报制度虽然在整体构架上比较完整，但比较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势力的干扰，并不很畅通。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官方背景的的姜焕文如何有能力无偿去维护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一些当事人投诉、举报、上访无果的情况下？

　　曾给姜焕文写过举报信的辽宁电视台实习生王胜东告诉记者，他登陆该网站后，吃惊地发现该网站详细列举了各种举报政策、方向、手段、技巧，“我当时就认定，这一定是有着丰富司法实践经验和举报经历的人做的。”王胜东说。让他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网站首页的内容多是一些权威部门最新发布的政策文摘，感觉很“大气”。记者查到，网站上始终登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著名舆论监督节目的最新内容介绍。

　　王胜东告诉记者，他的乡亲曾两次到北京上访。姜焕文的做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只是帮着写材料，利用自己的关系托人送上去，“但是他比较有经验，比较会写，材料原来人家不接，经他一改写，经他手一送，政府部门就收了。”

　　姜焕文并不否认，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帮别人维权难度很大。在他收到的投诉举报案例中，经过他的努力，得到解决的个案占30%左右，仍有很多暂时没有得到解决。“剩下的70%中，是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他如此分析。

　　甚至有时候，他自身难保。被跟踪、险些被不明身份的人围攻，这样的经历曾一一有过。“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交谈中，姜焕文来到床前，变戏法似的在床边一摸，抽出了通常在武侠电视剧中见过的武器——双节棍！“这个东西耍开来，一般三五个人近不了我身。而且棍和刀或者剑不一样，在法律上不算凶器。”他摆开来说。每天，姜焕文都要抽出一个小时时间来练一练双节棍，以备发生不测时能多个自卫的本事。

　　为了自身安全，51岁的姜焕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住处，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住处和正在使用的电话号码。

　　(本报记者李翔、刘长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