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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映宏
编者按：该文作者以其担任独董的经历和体验，从理论的高度来审视并阐述我国独董制存在的意义与必要性。而据悉，其本人刚刚主动辞去了上市公司独董一职。作者这种对独董制在理论上的首肯与其在行动上的背离，说明了我国独董制正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从监管部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的2001年8月16日以来，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在我国实施了3年有余。从开始建立的那一刻起，这个制度就在争议中前行，而且几乎就从未停止过。
在所有争议的声音中，对该制度的有效性持怀疑的意见居多，其中独立董事独立性实质上的缺乏，是争议的焦点所在。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独立董事制度？事实上，从公开争议的部分独立董事辞职风波、以及独立董事发表的具有不同程度独立性的独立意见等公开信息来看，独立董事们的心理态度、职业风险等，是判断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担任独董？
独立董事们为什么要担任独立董事，亦即对担任独立董事的动机的探求，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非常重要。
任何人，从名冠神州的经济学名流，到普通的企业高管、高校学者，以及退休领导干部等，他们在接受一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聘请担任独立董事之前，自然都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自我评估。市场对此的猜测，不外乎“名”（经济人假设）和“利”（社会人假设），于是就有了“荣誉董事”、“顾问董事”和围绕独董津贴等的说法与争议。不可否认，名和利当然是名流或非名流们取舍独董职位的因素之一，因为作为一种市场化和制度化的设计，独立董事本身就是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来发挥自身职责的。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考量以个人身份来担任独立董事的人的动机，就未免显得狭隘了些，也难以解释那些早已经名冠中外的大家和巨贾们之所以愿意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动机了。事实上，大多数独立董事以自然人身份担任独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动机。
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兴的、旨在探索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的制度化设计，独立董事制度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亲身参与其中的平台，为他们亲身体验公司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另一方面，独立董事职位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社会交往平台，其中可能给独立董事们带来的信息和启示，很可能是其它渠道所难企及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独立董事不可能知道所任职公司的所有信息，但他们却可能有更多的了解公司文化、股东关系、高管层作风等重要信息的机会和渠道。独董风险在哪里？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市场参与方式，独立董事本身注定是一项具有风险的事业，有时候，风险可能还很大。这种风险包括经济性风险和道义性风险。很遗憾的是，事实证明，大多数的独立董事们似乎并未认真评估这些风险。就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而言，如果严格追究的话，独立董事很可能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
风险首先来自于我国公司治理不完善本身（这与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初衷形成了某种悖论），和我国特殊的公司与证券市场发展史。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主体主要还是国有企业，它们同样具有国企所特有的优点与弊病，因证券市场严格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国企的优弊甚至被扩大化和公开化了。许多国企是因解困而上市的，关联交易是这些公司共有的特点，而保证重大关联交易信息的真实、准确、公允，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职责，恰巧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又是最难把握的事项，甚至部分关联交易的真实目的和风险很可能只有公司极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才心知肚明的最高级别机密，作为外部董事的独立董事，自然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而且，在我国上市公司诚信度普遍较低、国企领导信托责任介定模糊、代理风险较大等客观条件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意不及时披露甚至根本就不想披露的客观存在，也给独立董事增添了潜在的巨大风险。
民营上市公司的情况可能更严重。由于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只有10来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它们大多带有相同的特殊发史———在创业的初期，出于原始积累等原因的需要，许多民营企业都具有偷、漏、逃税的“原罪”，他们发展的早期，大多存在帐证不齐、财务制度很不规范的通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于规范上市的需要，它们的财务数据很可能又经历了“漂白”的过程。
类似上市公司存在的潜在风险，岂是作为外部董事的独立董事能够或应该承担的？就现有的审计技术和审计范围而言，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恶意隐瞒的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就是具有丰富专业知识与经验的外部会计师也是难以发现和揭示的。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对董事责任的界定，一些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无疑是坐在火山口的一群人。独董能代表中小股东吗？
在我国，独立董事是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身份出现的，而他们能否真实地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则为他们（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名流）带来了潜在的道义风险。
事实上，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出发点，而独立董事产生的程序，又决定了他们在作为中小股东利益代言人身份时，只能有限度地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某些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代表的反而是大股东的利益。角色的错位，在事实上已经给一些社会名流独立董事们带来了现实的道义损失，这大抵是许多知名人士当初所未预料到的。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目前市场上还未出现独立董事按照相关规定，有效地对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实施成功否定的案例；个别独立董事也根据相关规定赋予的职权，要求聘请独立会计师对上市公司特定事项实施审计的个案，但似乎执行难度较大。这可能是部分独立董事独立性存在问题，也与中小股东没有积极参与有关，同时也与公司控制权的现状有关。市场期待着类似成功案例的出现，因为那将成为独立董事制度具有有效性的“界碑”。
对诸多案例的观察与分析显示，现阶段，独立董事发表实质独立意见的现象多了起来，但是，大多数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动机，大多还停留在“免责”的层面。他们需要媒体等监管力量的支持，更需要中小股东的积极参与———一旦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孤军深入，相信应该会有“奇迹”出现的。而市场应该看到的是，从“花瓶董事”、“哑巴董事”到目前频繁出现的尽管不那么“独立”的“独立意见”，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事实上已经在艰难中坚定地前行；如果与根本就缺乏起码独立性、也几乎从未发表过独立意见的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比较起来，后起的独立董事制度事实上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争议与艰难的本身其实已经说明：独立董事制度正在推进中，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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