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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第1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韩国某出版社的展台布置得引人注目。本报记者 张晶摄
“中国出版业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将形成。”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2004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说。为了保护中国出版业，政府还没有承诺开放出版市场。然而市场竞争却没有因此而减弱，前有虎视眈眈的外国资本，后有野心勃勃的民营企业，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中国出版业，怎样才能打赢这场实力悬殊的群雄逐鹿之战，在中国巨大的图书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呢？
成长中的出版业集团化为了能与国外资本分庭抗礼，为了能在与民营资本的竞争中突出资源优势，成立一批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就成为中国出版业在这场逐鹿之战中力举的策略。
到2003年底，全国各类集团已经突破60家，其中出版集团15家，发行集团7家，报业集团、期刊集团、广电集团等20余家，进入出版集团的出版社逾百家。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纷纷成立由地方政府批准的出版集团或出版总社。而这些出版集团的性质却仍是事业单位。事实上，真正进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出版单位只有7家。而在这7家试点单位中，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外，其他出版集团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都是由以各级不同类别的出版社、出版贸易公司等组成的。这样多元的整体会造成出版集团没有核心主体，而这势必影响集团的发展。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郝振省认为，这种“集团”的组建完全是行政“撮合”的产物，是新瓶装旧酒。它既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营机制，又无优势互补的经营结构，只不过是原有体制在现代新包装下的固化而已。这种“集团”大都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组建，其构成就是把前几年从当地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的专业社重新归拢一堆，再加上新华书店系统，由过去的“小而专”变成“大而全”而已。
更有学者指出，这种“集团”的实质不是通过竞争来实现发展，而是力图通过固化“势力范围”，扩大经营规模来对抗激烈的市场竞争。各省、市的出版集团，多以行政区域为依托，难以整合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资源，不仅一开始就容易造成省际市场壁垒，并且还导致各个集团的同质化倾向。“拉郎配”已成为中国出版集团组建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这与发达国家的出版集团追求差异性、避免同质化、努力实行跨地区、跨文化圈和跨国经营相比，实是南辕北辙。
国外出版业的集团化在出版业发达的英国，出版业集团化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行政捏合，而是为了竞争的需要，使合并双方共同承担市场风险，优势互补，共享市场份额，最终实现双赢。
这种集团化也表现为通过兼并和收购来发展壮大。但是，首先，这种兼并和收购并不完全是“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哈德（Hodder）出版公司拥有海外销售学术图书的市场和高水平的学术图书的编辑队伍，但缺乏开拓更为广泛的国际学术图书市场的资金，而霍德兰（Headline）却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苦于没有海外学术图书市场。为了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国际学术图书市场，两个出版公司通过兼并组成了哈德·霍德兰（HodderHeadline）出版集团。2000年3月31日，英国最大的国际出版集团皮尔森花费3亿英镑收购D.K出版公司。由于D.K公司过分投资出版《星球大战》图书，造成了公司从1999年9月以来的6个月达140000万英镑的亏损。为了使公司正常生存下去，D.K不得不寻求与皮尔森合作。通过兼并，D.K有更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扩大仓库，投资发展网络技术。皮尔森则计划此次兼并后，在国际英语和外国语出版市场上，组成一个集出版小说、非小说类图书以及配图工具书为一体的出版巨头。此兼并消息公布后，皮尔森股票从每股37便士上升到2098便士，D.K的股票也得到大幅度攀升。
其次，收购和兼并，也不完全意味着要剥夺被兼并方相对独立的经营权。如里德.艾尔斯维尔兼并了海里曼（Hannimamne）教育出版社后，并未对海里曼进行大的人事改组和经营管理上的严格控制，海里曼在人事安排和企业内部管理上仍然有相对大的独立性。
记者了解到，各大集团对转型为企业均持观望态度。国家地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说：“作为国家级的地图出版社，我们有意兼并联合一些地方出版社成立地图出版集团，但是具体的转型工作，还要参考试点单位的改革进程和成果。”而作为改革试点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却拒绝向媒体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作为中国图书市场主体的各大出版集团，与外国资本的血拼，与民营资本的竞争，究竟是强强对抗，还是鸡蛋碰石头，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
《市场报》 (2004年09月10日 第十六版)???r?Ч?Ц target=_bla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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