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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述古
王守奇是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小学教师。双峰乡2003年全乡人均口粮还不足400斤，人均收入不到200元。20年来，王老师靠喂猪、养鱼、种菜供养了398名学生，其中18人后来进入大学。这些孩子吃住在王老师家里，每年只需交75斤大米。除了王老师的工资，当地政府20年对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投资，但它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而且保证了1
00％的入学率，被教育界人士称为“王守奇现象”。（《中国青年报》9月8日）
作为一名受到教育部邀请的优秀教师，王守奇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来到了北京。社会对于王守奇的尊崇是昭然的。但是，这位全部教育经费来自自家的5亩鱼塘、120只鸭、60只鸡的乡村教师所带来的，绝不只是一种精神象征，还有农村教育落后现状的写照。
王守奇确实为社会树立了一根精神的标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守奇所付出的，绝不是他本人应该付出的。王守奇担负了城市学校教师数倍的工作量，还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学生提供食宿。对于学生享受的近乎免费的教育，全是由他本来非常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提供和弥补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基础教育都属于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事实上，王守奇不仅在以一名教师身份默默无闻地战斗在三尺讲台，还在以一个公民身份代替政府进行教育的公共投入。
民族兴衰，系于教育。对于这类大道理，我们早已听得耳朵生茧了。但是从王守奇的故事，我们清醒地发现，这种大道理至少在财力薄弱、农民贫穷的边远地区还停留在口号层次。农村的讲台上站着千千万万像王守奇这样辛勤劳作的教师，但我们无法苛求他们像王守奇那样把本来非常微薄的工资和养猪种菜的收入都投入到孩子身上。拿自己非常微薄的工资和家庭经济收入投资兴教，对教师而言是一种荣耀，但对政府而言，不能不说是羞愧和耻辱。
时下，各级政府已着手解决进城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但相对于那些留守在僻远乡村的孩子而言，能够有幸进入城市学校的民工子女毕竟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在阴暗破烂的教室里享受着低质量的教育，甚至还有部分农村学生连低质量的教育也享受不到。他们很可能又是下一代无知识、无文化、无技术的民工。他们没有得到自己应该被照射到的阳光，没有享受到自己应该享受到的国民待遇。
王守奇在接受采访之后，嘱咐记者写上了这样的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说实话，我为这句话鼻子一酸。但愿这位底层教师的呼喊能够真正唤起政府关心农村教育的良知和责任，但愿农村孩子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得到国家的教育投入和平等的教育产品，但愿王守奇能够早日不再为学生的食宿担心，他喂的猪、养的鱼、种的菜不用再卖成钱供养学生，而是为自己所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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