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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乔新生
●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一定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
●许多经济学家将法律制度实施上的问题归结于制度选择的问题，是非常不负责任
的。
●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法律制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定不能让某些经济学家打着改革的幌子，践踏我们的法律制度。
近一段时间，郎咸平教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对于郎教授的企业财务分析方法，虽然笔者在上个世纪曾经学习过，但是由于没有看到具体的数据，不敢对其结论发表意见。但是，对郎教授提出的公司治理问题却有一些心得。在我看来，我国的公司法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公司内部董事、经理的权利义务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不应该出现大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法治化的国家，制度上的许多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无能为力。许多经济学家将法律制度实施上的问题归结于制度选择的问题，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有些经济学家一方面希望改革国有企业，而另一方面又把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合理化，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学术讨论毫无价值。
当前，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观念问题还是方向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行政化改造，国有企业已经不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央政府通过剥离国有企业附属机构，让国有企业重新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到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分配体制改革上面，多劳多得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也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行。由于产权改革涉及原始出资人问题，所以，所有者缺位的现象一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在长达数十年的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所有者逐渐演变成为了政府部门和某些国有控股集团。换句话说，由于国家所有变成了现实中的部门所有和集团所有，在一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收买成本大大降低。少数资本拥有者只需要通过向少数掌握国有资产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或者集团领导行贿，就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获取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已彻底走形。
所以，否认国有企业改革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看到中国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并且在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后，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这一点看，我不太认可彻底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付出代价，只不过现在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执迷不悟，他们试图以总量的增加来掩盖财产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希望在产权改革中将国有企业逐步地通过管理层收购的方式私有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在涉及全民利益的根本问题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应该彻底改变。决策者应该在充分尊重全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寻找到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最佳途径。换句话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够仅仅看到某一时段国有企业利润率的增长(在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利润率指标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国有企业负责人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会在账面上制造利润)，而应该从整体公平的角度出发，用更加透明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仍然沉浸在短期利润增长的迷宫里，没有看到一些国有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数字游戏，那么，就很难为中国今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事实上，有大量的案例表明，一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制造亏损，实行管理层收购，当企业实现产权转化之后，管理层通过抛售企业资产，套利出逃，企业组织彻底崩溃。
因此，我的答案是，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首先是观念更新问题，而不是路径选择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学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看到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第二，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所面临的是环境问题还是制度实施问题。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不少经济学家反复提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他们认为，与其让国有企业等死，不如让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这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无奈的选择。郎教授在对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进行财务分析之后，认为国有企业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必须承认，郎教授在这里可能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在中国的现有体制内，能够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一些特殊的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属于国家垄断的特大型企业，他们的经营是建立在资源垄断特别是基础资源垄断之上的。所以，通过分析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财务状况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够适用于内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来说，国有企业中能够上市的只占整个国有企业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些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它们的改革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当前，通过抓大放小，许多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民营化。少数大型国有企业要么通过股份制改造，寻求上市融资，逐渐地民营化；要么在政府的撮合下通过与民营企业的合作，逐步地民营化。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缺乏公平的产权交易市场、交易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究竟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从一些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如果参与决策的人非常少，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效率提高了，可是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经济学家并非闭目塞听，而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起码的学术道德和公众良心。
在任何时候，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会遇到外部环境的制约。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会把环境因素作为最重要的变量考虑进去，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好的经济学家则会将不合理的存在作为假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中国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但是，这些环境不能成为阻碍实施法律制度的借口。任何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法律原则的方案都是不可行的。一些经济学家一方面口口声声关注国有企业的改革，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为国有企业负责人收购国有企业鸣锣开道。这样的人能够在中国学术界呼风唤雨，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地方。
第三，关于管理层收购的问题。管理层收购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条件尚不具备。如今，我国没有公开的经理人市场，没有透明的社会交易环境，管理层收购其实就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将国有企业变为自己的企业。郎教授用"保姆变成主人"来形容当前某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是非常恰当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监守自盗的特殊形式，是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重要表现方式。如果不是中央政府谨慎对待管理层收购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亏损面还会扩大。因为收购一个亏损的国有企业比收购一个赚钱的国有企业所需成本要少得多。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某些人打着改革的幌子，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相提并论，认为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经济走出了困境。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比较。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是在一种公开透明、全民参与监督、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改革，即使如此，面对不断出现的罢工游行浪潮，撒切尔首相也是在不断平衡各方利益的条件下，逐渐地摆脱了政治困境。在我国，既没有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和有实力的竞争主体，也没有全民参与的透明的社会舆论环境，盲目地照搬英国的私有化进程，只会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彻底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整个国家和社会将会跟着遭殃。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产权问题时，单纯从生产关系层面已经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了。目前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暗箱操作，企业负责人自己定价，自己做主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自己，没有任何公平性可言。像这样的改革方案，全世界少见。这类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合法性，即使一个初步了解法律基本原则的公民都能觉察到，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愿意承认，除了固步自封之外，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他们受到了利益的驱动，已经成为缺乏独立学术人格的少数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了。
决策部门应该从上层建筑领域找到改革的最佳突破口，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会出现少数人控制的局面。国有企业毕竟不同于私有企业，在经营问题上可以完全市场化，但在产权变动问题上，不能仅仅是通过少数人的内部交易方式剥夺绝大部分人长期积累的基本财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产权变动，而是要不要遵守起码的法律原则，在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护原始投资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法律制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定不能让某些经济学家打着改革的幌子，践踏我们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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