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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存款增幅连续4个月下降之后，国家统计局首次提出了对于中国利率走势的看法。
1996年起央行连续降息，使利率达到历史低点，一定程度上引致储蓄分流，但期间居民储蓄总体仍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不过统计结果表明，今年前7个月，这一增幅已经比上年同期低4个百分点，且增幅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回落。增幅之低，已达200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
或许正因如此，国家统计局有官员建议，央行应尽早制定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让商业银行可据市场需要，合理提高存款利率，吸引部分居民储蓄存款继续留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中。这实际上提出了加息的观点。
无独有偶，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前不久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实行银根紧缩的货币政策，一开始就应该提高利息率，现在仍有此必要；其理由是，名义利率不变，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升息有利于提高信贷市场上资金的分配效率；长期低利率甚至负真实利率，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余的观点似乎同时获得了经济学家吴敬琏极为含蓄的支持。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上表示，未来的宏观调控应更多采用总量和价格的手段，其中包括加息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表示，尽管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并已见成效，但当前总需求扩张及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明显减弱。
一时间，市场有关加息的预期颇有再度升温之势。
毋庸置疑，我们支持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但是同时在中国，理想与现实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吴敬琏在他的讲话中也承认，主张加息的人是出于“简单的理念”，即利率是资本的价格，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价格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扭曲几乎是刚性的；也就是说，无论价格如何，资源配置一贯扭曲。比如，根据央行的规定，贷款利率最高可达9．03％，但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哪一笔达到了这样水平？难道国有企业的风险真的用不着这样的利率水平？
资本价格的扭曲，绝不仅在于价格本身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市场供求所致。更重要的，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市场化的价格决定机制，换句话说，没有市场化资本价格形成机制，也就无所谓准确的定价；没有准确的定价，又何谈资源的有效配置？
有鉴于此，目前重要的不是加不加息，而是金融改革的进程。对中国比较熟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前不久就指出，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其实，信用体系之关键所在，是因为这是金融市场定价（包括资本定价在内）的基础。
金融改革显然包括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但金融价格体制的改革，有赖于银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有赖于信用体系的建立。
那么，是不是因为改革滞后，利率水平就不该发生变动？显然不是，但改变利率水平的前提中，不仅应有对国内经济利弊的考量、有经济对内对外均衡的利弊权衡，同时似乎还应当有另一重判断，即加息是否有利于改革？
比如，目前中长期贷款远快于短期贷款的增长，在储蓄分流的前提下，银行的流动性很可能发生问题。本来，银行必须改变贷款结构而增加流动性，但由于储蓄利率上升，大量储蓄存款回流银行，势必减低商业银行调整贷款结构的压力；再比如，储蓄利率上升，储蓄回流，势必进一步扭曲中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关系。所以，如果仅以储蓄分流或扭曲资源配置作为加息依据，似乎显得过于单一。
我们不排斥当下采取价格手段以调控中国的宏观经济，但价格手段的使用，仍需从改革入手，以建立较为充分的市场化基础为先导。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正如吴敬琏在此次谈话中指出的，“走出去”——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外汇供给，需要和国企改革相配合；如果国企改革没到位，“走出去”的外汇管制又很松，反而可能给“洗钱”提供机会。
利率水平的改变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许现在又到了认真权衡利弊，精选实现路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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