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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虎
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由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当时《国朝诗萃》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征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行书直写，笔迹流丽隽逸，苍
润秀雅。
我想起南浔同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称誉嘉业堂藏书楼是二十世纪初的“摩登”，觉得此话很有哲理。细细咀嚼这“摩登”一词，本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个时髦用语，现在用来概括嘉业堂的建筑特点，总结它保护设施的优势，倒也是十分贴切的。藏书楼四周有一道碧水环绕，起到了防火的“断层”作用。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珍藏之书盛于书柜中,柜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的措施。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处又临近室外阴沟处。令人惊奇的还有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大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通风，而且可供晒书之用。当时还专设消防室，配有震旦灭火机。“其设备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张岑《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但是，光凭这些保护设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都是它的“克星”。
由于刘承干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家道中落,日本军队的入侵打碎了南浔优美宁静的生态,抗战前其镇库之宝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刻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稿本及《明实录》抄本等皆已易主。但大批古籍的流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危在旦夕。刘承干将大批珍贵书籍陆续运往上海。刘承干流散之藏书，除大部分被私家购去外，大部分归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各类图书馆入藏，其中卖给中央图书馆的那批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经郑振铎、徐森玉、叶恭绰等人设法运到香港。谁知不久香港沦陷，这批书与他们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其他大宗珍籍，被日本人劫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追回。
我在惋惜刘承干藏书散失的同时，更为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保护嘉业堂的藏书而感到欣慰。书楼始成之日，刘承干为此记文，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谁知刘氏却自聚自散，真是殊为可叹！书楼的衰败固然有主人的责任，更主要的却是历史的必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大乱之时，也是从封建走向共和的转型之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瓦解及崩溃，传统藏书楼自然难逃衰败的命运。这位中国近代最晚的藏书家所面对的正好是现代图书馆的兴起，新科技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这样一种新格局。那种古老传统模式的专藏不用、重藏轻用的封建藏书楼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嘉业堂代表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终结，其藏书的聚散兴衰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9月06日 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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