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报道银川出租车事件的时候，有的媒体使用了政府何以“投降”的字眼。也许，在多少年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向市民道歉的事情，更少有在市民压力下道歉的事例，政府的“投降”给人以新奇感。其实，在这次集体事件中，政府并没有投降，而更有价值的意义也不是政府或哪一方的投降，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哪一方也没有投降。
如上篇所述，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事件。这种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这个事件给予如此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我们将会面对的经常性的社会冲突形式，而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又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惯例而对于我们来说还觉得陌生的解决方式，特别是这种解决方式本身具有丰富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的含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事件的结局，并不是引发事件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只是对于冲突的暂时化解。而所谓“投降”一说，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宁夏出租车事件是以出租车司机的彻底胜利和政府的收回成命的结果而结束。其实，事情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事件的过程表明，被收回的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办法”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更不意味着原来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
在被称为“道歉讲话”的银川市市长刘学军的电视讲话中，他首先“因部分出租汽车经营者和营运人员上访，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对市民“深表歉意”。但在涉及事件的原因时，他将原因归结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由于部分出租车经营者和营运者对市政府印发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有一些误解和意见引起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用了“误解”和“意见”两个词。“误解”，实际上是对暂缓执行的“规定”和“办法”的部分肯定，而“意见”则意味着对出租车司机要求的部分肯定。
对于银川出租车经营权的问题，笔者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但通过事件本身，我们大体可以确认：第一，目前在出租车经营权的管理上确实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解决；第二，暂缓执行的“规定”和“办法”确实损害了相当一部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是很没有道理的。其中，甚至存在政府与民争利或部门利益的问题。如果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那么对于将来事情可能的发展可以做这样的预期：在有关部门进行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会出台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新的管理办法可能既包含了原来的一些内容，也会改变一些损害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内容(即结束无限期的经营权，但延长经营期)。而且，我们还可以预期，在今后可能出台的新办法中，部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也仍然会有一定的损失(相对于他们原来对无限期经营的预期来说)，但这样的损失将会是比较合理或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最终形成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
假如形成了这样一个方案，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两点：其一，这是一个由利益冲突所达成的协议，没有前面的冲突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协议；其二，协议所表明的不是一个全胜或者全负的结果，而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应当说，这两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社会生活中，一旦发生了分歧和冲突，往往总是用全胜全负的方式来解决。在这样一种冲突模式中，总是将冲突看作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总是期待正确全胜而错误全负的结局。实际上，正如笔者多次指出过的，在这样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中，关键的问题往往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立，而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在这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中，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不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有规则的博弈，来实现利益的相对均衡和协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银川出租车事件的解决方式为我们处理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分化条件下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
在银川市政府处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具体方式上，还有一点可以称道，就是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这种做法至少由下面三点构成：第一，实事求是地承认原来出台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尽管这种承认还多少有些勉强和隐晦；第二，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了冲突；第三，在冲突中，出现了拦截、袭击仍在运营的出租车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为，警方抓获闹事嫌疑人员127人，依法处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个事件方式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是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在过去，只要出现少数人的暴力行为，就会将大多数人的要求加以否定，将其他人归之为受蒙蔽、受挑动。但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政府做错了的就道歉，对于群众要求有道理的就加以考虑和解决，对于违反法律的就用法律的措施来处理。在银川市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既没有因为群众的要求有道理就姑息暴力行为，也没有因为有暴力行为就否定整个集体事件和群众要求的正当性。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突发的集体事件，而且也应该成为今后处理类似突发集体事件的一种模式。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在由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发的集体事件中，个别的暴力甚至违法行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而集体事件夹带对公共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必然存在的，这是集体事件的特点所决定的，由此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集体事件中的这些负面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处理此类问题的基础就是法律，法律既要制止和惩罚违法行为，也要保护民众表达利益要求的正当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