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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军
上周，有媒体援引新华社消息称，全国人大正在对包括“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在内的数项反腐新建议进行研究，并且积极地在为相关立法做准备。这一课题组的负责人王明高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更是认为：“只要中国要前进、要发展，那么不管遇到多大阻力，这一制度都会在中国实施。”
这句话应该包括两个意思。其一，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个好东西，中国一定要有；其二，它的实施将会遇到阻力。
现在，我们还无法了解中国将来的“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制度”的具体内容和核心，但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的“公职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可以成为我们借鉴和参考的重要对象，尽管这其中还有一些根本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但技术性问题仍然值得好好研究和借鉴。
事实上，早在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但近十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为什么？按照有关官员和专家的解释，这一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规定》没有要求官员进行任职前和离职前的财产审查和申报；申报主体的范围过窄，申报方式、范围、受理申报的机关等不尽如人意；对申报主体违反责任的规定较轻；没有配套措施(比如金融实名制、遗产税等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与其搭配使用，使这一制度孤立存在，效果不大。甚至有专家认为，这一《规定》篇幅过小(只有9条，不足600字)，规格不够(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也是造成它没能很好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是官员和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仍然认为这个结论有避重就轻之嫌。这些“缺陷”并不是导致《规定》没能很好实行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如果有新制度弥补这些缺陷，也未必可以避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流于形式。试问，规定了任职前和离职前的财产审查和申报，是不是可以避免“每年的例行申报只是走过场”？逻辑上这似乎并不构成必然联系；而申报主体范围过窄尚不起效果，范围扩大难道就能达到效果？这也让人不抱有乐观态度；同样，申报主体的违反责任规定较轻尚不能使官员们如实申报，我们不禁怀疑，加重违反责任会带来威慑效果还是阻吓效果；至于配套措施如金融实名制、遗产税等，在《规定》颁布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缺失，如果不能同步建构，新制度也仍将面临与旧规定同样“没有配套措施与其搭配使用”的局面；而“篇幅过小、规格不够”似乎也不能解释《规定》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内容冗长繁复、法律形同虚设的例子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并不缺乏。
那么，根本原因何在？或许还应该回到王明高先生开头说的那句话上，找一找阻力来自哪里。
阻力当然来自官员本身。对于官员来讲，这项制度几乎完全是一项义务，看不到任何好处，从心理上有抵触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许前面所说的“缺陷”也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刻意的失误。并非设计制度的人没有标准可学，而是有诸多因素限制他把好的东西都学到。
在我们已知的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中，官员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往往做出非常主动的公示行为，他们甚至愿意比法律规定更多地介绍自己，而对于一般非竞选的政务官员来说，按照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行财产申报也会自觉光荣。
在这些国家，现在官员财产公示的情况如此，那么当初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有一个官员抵触的时期呢？据我们了解，的确有不少国家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尤其在转型国家中，过去有一段时期官员们都不习惯这一制度，不愿意露富，即使是来源合法而且依法纳税的财产也不愿申报。怎么办？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来强制推行，并且从高层开始率先垂范，下属各级官员仰望从之，然后渐渐大家形成习惯。这一制度的实施，配合严厉的税务督查以及有力的新闻舆论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发生。
无论在腐败泛滥的转型社会，还是在法治社会，作为反腐败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对正处在向民主法治社会迈进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在认识到单靠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知道，要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而当务之急就是要争取到一种可以强制推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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