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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琨
以郎咸平和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已经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我们担心地看到由于“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缺乏透明和显失公正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国企改革的前途表示悲观，甚至对于改革的路径产生怀疑。这样的言论和态度虽来自民间和学术界，但在坚定中国市场化改革、坚定支持产权制度改革的前提下，我们的确需
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认真思索“国退民进”给人们的思维与道德观念上带来的巨大冲击，或许这一效应带来的负面后果将有累及改革之虞。
改革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被称为渐进式，但是在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国退民进”的市场化进程却渐有目不暇接之感。
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从1992至1997年间，在对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政策大幅度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取消了粮票，“票证经济”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开始由命令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二是开放股市，并且很快升温到狂热的“股潮”。中国式的股市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三是在苏南等传统集体经济(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发达地区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民营化运动，随着“苏南模式”的不复存在，1997年出台的《乡镇企业法》首次明确了“乡镇企业”概念的非特定所有制含义，由“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渊源形成的乡企属于“集体经济”之说从此成为历史。受“乡企转制”成功的推动，一些地区(山东诸城等)出现了县域范围内地方国有企业“全卖光”乃至“送光”的实践。
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了又一个新阶段。这次大会吹响了“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号角。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通栏文章题《可以，可以，也可以》，就是这种氛围的概括。自此，中国各中心城市和各省相继表示了告别“国有独资”的决心，许多省市相继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秦晖认为，在这短短几年间中国“国退民进”的步伐之快已经可以超越采用“休克疗法”的东欧各国，在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时期，另两位学者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论战。前者引证著名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课题组进行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称1994年中国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按人、按户 “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后者则称之为“情绪化的渲染”。并认为经济学家赵人伟、李实等的另一课题组的调查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因而更为可信。但是由于无法计入灰色收入，实际上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进行的调查，以不同的抽样分布证实了同一个事实：早在1994年，中国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明显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件事告诉我们，对于改革结果评价的争论，早已有之。
时隔十年，争论再起。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前途应该是“好的市场经济”。提出并正视危及这一目标的不利因素，不仅不会导致否定一切的结论，相反还可以积极回应那些主张推倒重来的偏激论点。
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市场的扩展和前景。产权的明晰界定和作为其基础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是交易的保障，在这一框架下产生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则更为重要。正比如，在一个集市中，如果每一次交易都需要界定买卖双方的信用程度和商品的质量，这样的简单交易必然也会因为成本高企而难以维系。道德观念在交易中起了“节约机制”的作用，人们相信透明的、充分的竞争之下交易的公正、合理，这些积淀下的观念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市场秩序的扩展。
这样的观念形成不易，而且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冲击。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一些情况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一，产权的改变，即否定了个人对其过去拥有的资源的权利；二，在市场上，交换的条件偏离了已为人们认为公平交换的比率；三，一个特殊的集团的相对收入状况发生了变化。
当我们回顾这十多年来高歌猛进的改革历程，以上三类情况毫无疑问大量存在和正在普遍发生，问题存在的维度想来要超过郎咸平先生所研究的范畴。而这一问题造成的后果应当超过了经济学家们“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之类的制度思考，须知市场经济并不是天才和学术明星的设计，而是一种扩张秩序，是人类合作的秩序，它强调互相尊重生命、自由和基本产权。
由政府推动的“国退民进”进展至今，我们看到在盘活国资存量，助推经济增长，为改革深入奠定基础的同时，一些人利用垄断权力或是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占据了制高点，形成了一定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危及市场效率；而这些人所起的道德示范作用将使人们对市场的公序良俗失去信心，丧失信念，导致道德失范。早有经济学家论证，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崩溃。这样的前景并非绝无可能，我们必须要放下看似各执一端，但又模棱两可的争论，在坚定改革的同时认真处理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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