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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9月1日报道，近日，一项凝聚诸多目光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在新学年伊始开始了重大调整并实施。据悉，新制定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将在操作规程、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还款期将延长至6年。
既然是公共政策，很显然是各种利益的调整和平衡。自然，作为这项政策的目标群体，贫困学生是最大“赢家”；作为这项政策的实施群体，银行也算是部分“赢家”，他们的
风险将会得到了分担，获得了部分补偿；而作为这项政策的关联群体，学校和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输家”，他们要因为学生的违约承担风险，赔偿损失。
不过，这只是静态分析，并没有考虑动态因素。学校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会选择“策略”规避风险，而最好的风险规避方法就是减少学生借款数量。此外，由于贷款银行实行招标制，这意味着贷款银行存在垄断的可能性，他们也可能通过自身垄断优势，进一步将风险降到最低。贫困学生没有任何资本参与博弈，他们惟一的资本就是损害以后贫困学生的利益，即采取违约，让以后学生承担成本。
这样看来，加入一些动态因素之后，本来作为“赢家”的贫困学生可能成为最大的“输家”。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理想的政策在现实运作中失灵呢？
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关键在于我们没有理解助学贷款的症结所在。我们都知道，银行通过助学贷款，既可以实现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又可以培养潜在客户和实现商业利益；贫困学生通过助学贷款，既可以改变暂时相对贫困，脱离绝对贫困，也可以通过偿还贷款树立自己的责任意识和信任意识。应该说，在完善市场里，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像商品买卖一样，通过交易实现帕累托改进。即使没有完善市场，只要双方相互解决，双方存在良好预期，这种交易都会发生。
不过，银行和贫困学生之间，由于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非一种社区个人交易，属于一种非个人交易，“承诺问题”成为这两者之间能否发生交易的关键。而要保证贫困学生遵守承诺，这就需要使学生遵守规则所获的收益大于违约所带来的损失。
要达到这种目的，一方面需要提高遵守承诺的收益，实现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惩罚机制，提高违约的成本。
这样，在惩罚机制的基础之上，迫使学生遵循承诺，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契约实施制度。一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惩罚基础之上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即银行方对违约学生实施惩罚；一种是建立在集体主义惩罚基础之上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即不仅与学生发生贷款关系的银行对学生实施惩罚，而且所有银行都会对学生实施惩罚。前者需要国家法律和司法支持，后者是一种自我实施制度。
在我国，无论是个人主义惩罚机制，还是集体主义惩罚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自然学生违约成本十分低。而学生不但违约，反过来会导致学生贷款市场的萎缩，这又会呼唤国家对这一贷款市场干预，国家干预并不能起到扩充市场作用，这样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变化，表明我国正在建立“第三方实施制度”，即对贫困学生违约实施集体惩罚。不过，这种集体惩罚并非不需要成本，它是建立在信息分享和交流畅通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群体成员固定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社会本身会带来流动性和匿名性，这使得无论是通过国家，还是通过银行，来实施集体惩罚政策，都会带来高额成本。最终会因为成本高额，而放弃惩罚，从而最后放弃贷款，这也是我国银行常见的状态。
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需要建立一种超越以个人主义惩罚为基础“第二方实施制度”和以集体主义惩罚为基础“第三方实施制度”，建立在个人主义惩罚为基础上的“社区责任制度”。这就是说，无论是贫困学生所在地，还是学校，以及还是以后的工作单位，都有义务为学生偿还债务负有责任。这样，银行可以通过诉讼，减少成本，获得各地区法院的支持，使得学生遵守承诺维护良好“声誉机制”成为惟一选择。
李文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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