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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东方早报》9月1日在头版刊发两条消息：消息一，上海法院检察院从此退出政风、行风测评；消息二，《上海青少年性早熟调查报告》出炉，学业压力诱使在校孩童性早熟，睡眠时间少直接影响生长素分泌，早熟少年5年新增约6万人。
“退评”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由上海市纠风办作出，但折射出的却是政府和社会对“司法权独立”的最新认识。消息一所讲的事儿不算大，意义却不小。
昨天还是新学年的第一天，令上海80万小学生和他（她）们的家长们开心的是，各小学从新学年起每节课缩短课时5分钟，各小学一律取消延续半个世纪的早自休，每个在校孩童每天可平均增加睡眠半小时。消息二旨在提醒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对在校孩童的“减负”问题，还须推出更有力度的举措。
据我所掌握的资讯，从“两院退评”到缩短课时的制度改进，就国内而言，上海还不能算是最早的，但别的地方是先行试点，逐步推开，上海则是齐头并进，一步到位。基于上海的“体量”和“影响”，上述两项制度改进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当是巨大的。
前一项改进，为全社会树立宪政理念“添砖加瓦”。
早些年，针对某些法院检察院办案不公的突出问题，政府序列的纠风办将“两院”与部分群众反应强烈的行政执法部门一起列入政风、行风测评范围时，人们不但不持异议，反而普遍认为理该如此。那时，评议制度的制订者乃至多数国人恐怕未必想过，政府工作定位于服务，“两院”工作定位于公正，二者虽都存在种种问题，却不能用同一种尺度进行比对度量。
而更为要害的是，宪法规定“两院”与政府拥有平等地位，在执政党领导下，其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将“两院”纳入政府纠风办组织的政风、行风评议范围，混淆了“两院”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质”的区别，甭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客观上将“两院”置于隶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位置。所以，把“两院退评”的制度安排视作宪政意识的进步并无不当。
“两院退评”后，并非说“两院”从此不该受监督。恰恰相反，“两院”要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人大则尤要主动监督“两院”，把这种监督做起来、做好它，本身就属宪法精神的回归与彰显。另外，“两院”还须接受社会尤其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后一点，无论是“两院”还是媒体，眼下均做的不够“到位”和“主动”。现在，当原有的一个监督主体因不符合宪法精神而退身时，法定的监督主体和“民主的”监督主体理当更有所作为——大有可为！
后一项改进，尽管各界为之普遍叫好，但改进的潜力远未挖尽。尽管缩短了课时，但透过报道，上海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仍然比日本同龄孩童高出一小时，睡眠时间则又少于日本同龄孩童。说到继续挖潜，不妨下决定压缩教学内容，其可操作性首先在于，上海相对“独立”的高考制度已施行多年，即如课程安排同样还得受制于“高考指挥棒”，但上海可供压缩的各课程的教学内容的“空间”，理当大于多数兄弟省区。
从特定的角度观察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属于新制度不断取代旧制度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有制度的改良，也包括制度的更新。不论是改良还是更新，对社会、对百姓都有益而无害。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就转型中国，必须且亟待改良或更新的制度远不止上文所及的两宗。上海如此、中国亦然。“改革的阳光”每天都是新的，老百姓对更大范围、更多内容的制度改良或更新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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