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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勇
符平钊是海南万宁市结核病防治所所长。在他上任之前结核所人员严重超编，每月只有两万余元收入，职工工资根本无法正常发放。上任后，经过几个月努力，结防所月业务收入由两万元上升到6万多元，人均年收入上升到7307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改变了结防所窘况的所长，却因一个管理改革方案使个别人拿不到工资，而被一名叫冯俊德的职工当
众杀害。符平钊被杀身亡后，海南省卫生厅厅长在看望符平钊的爱人时感慨地说：“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见9月2日《中国青年报》）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句话充满了壮士断腕式的悲壮。如果这里所说的代价，是指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改革涉及到体制、观念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所有方面的利益，往往会使某些群体“受益”，同时又会使某些群体“受损”。但如果改革的代价是指必然有生命的付出，那这个代价也太沉重了，也太血淋淋了，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
不错，改革带有革命性质，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是一种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是对阻碍发展的旧体制、旧观念的颠覆，其间必然有比较激烈的交锋、碰撞和调整。但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要让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必须要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所以中央才提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方针。这就意味着，改革绝不是极具破坏性的战争，不是新旧两个阵营的激烈的肉搏，必然兵刃相见，你死我活。而是要注意策略，协调“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关系，避免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程。所以，我们的改革不允许、也并不必然存在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
具体到符平钊被害一案，悲剧原本可以避免。符平钊推出的“职工的收入都跟所创造的效益挂钩”改革方案，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对这部分人，当时就应做好安抚工作，给他们指明出路，让他们看到光明和希望，而不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但当时似乎没有这样做。就是当凶手冯俊德带了把尖刀放在诊所里，并扬言不发工资就要杀人时，大家还是没当回事，都“没想到他说到做到”。改革的善后工作没有做到位，才是改革付出生命代价的最重要的原因。
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说成“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对改革的误读。胡锦涛同志曾说，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论是改革，还是救灾，都要以人为本，都要设法避免无谓的伤亡。如果要以生命为代价来推动改革的进程，那么我们的改革就走进了误区。改革可以制造时代弄潮儿，但是决不能制造死难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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