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阻碍了大牛市的产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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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3日 05:51 上海证券报网络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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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上海证券报全国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总裁联席会议 全流通不是大牛市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唯一条件，全流通不等于大牛市，全流通解决的只是市场本身的缺陷，其最大作用是使市场更趋合理和完善； 在沪深市场的各个参与主体中，只有中小投资者最无助，但又和股市涨跌的关系最密切，所以他们最希望股市上涨。而上千家上市公司却是股市最大的空头，它们再融资的欲望时刻拖累着股市，他们不注重回报、对股市涨跌的漠视使得投资者始终无可奈何； 我国资本市场将股市的主要功能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脱困解
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还缺乏应有的诚信度，则是投资者防不胜防的暗箭飞弹，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为全世界所瞩目。按理说，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沪深股票市场，其中长期运行趋势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但如果单从指数分析，沪深股市已经有12年没有发展了。1992年5月，上证综合指数(资讯 行情 论坛)最高点为1422点，2004年8月，上证综指收于1342点，而在此期间，中国的GDP总量从1992年的2.6万亿元增长为2003年的11.66万亿元，增长幅度为348%。中国的经济形势在过去十多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的股市却如扶不起的阿斗，几乎在原地踏步，未免让人沮丧。 但要说股市没有进步，似乎也不全面。1992年上海股市放开时只有8家上市公司，如今的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了800家。12年来沪深股市为1300多家上市公司筹集资金近8000亿元，为国家和券商支付的税金和佣金达4000亿元，也就是说投资者的总付出为1.2万亿元。而截至2004年8月份，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市价也只有1.2万亿元，这意味着12年来，投资者的总投资颗粒无收。有研究表明，12年来沪深市场的预期亏损为3468-4780亿元。在一个没有做空机制的市场中，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靠牛市--股市上涨效应来扭转。 其实回顾沪深市场历史，也有过九次较大级别的上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次：1996年1月19日至1997年5月12日，上证综指从512.83点上涨到1510.18点，涨幅达到194.48%，时间跨度为16个月，炒作主题是绩优成长，主打品种以绩优股为主；1999年5月17至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指从1047.83低点开始上涨至2245.43历史高点，上涨幅度有114.29%，整个牛市长达25个月，炒作主题是未来预期，主打品种有网络、重组等个股。如果以上述两次上涨作为对大牛市的定义：上涨时间在1-2年左右，上涨幅度超过100%，普涨明显(涨幅超过100%的股票达到或超过50%)，炒作主题是多元化的，价值、题材都可以成为大牛市的炒作理念。 上述两次大牛市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两年，第一次大牛市后指数只回调了三分一便产生了第二轮大牛市。而2001年至今已有三年多了，那为什么市场非但没能产生大牛市，并且如果剔除新股因素，反而把前波牛市的涨幅几乎吞尽?事实上这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快速增长，显然市场没能产生大牛市与基本面因素无关。 与大牛市相关的十大关系 如果观察前面第二次大牛市终断的原因，我们发现在上证综指2000点以上时国有股减持话题开始充斥市场，大有实施之势，随即大盘便见顶回落。而之后的每次大反弹与回落也与国有股减持问题大有关系。那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国有股减持问题是阻碍再次产生大牛市的主要原因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试着先来研究一下市场各个方面与大牛市之间的关系。 第一、政策与大牛市的关系 政策对大牛市的影响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不够成熟的沪深证券市场，政策对大牛市的产生与否起着关键性作用，历史上的大牛市尤其是1999年爆发的跨世纪大牛市就是典型的政策牛市，而近几年股市的大起大落无不看到政策身影。目前的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实际上类似于一个计划调控下的大企业，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发行规模、发行速度等都带有明显的计划痕迹，没有按照市场需求、市场规律办事。而市场中的机构诸如券商、基金、社保基金等更多依附于政策行事，无法真正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管理层对市场功能定位存在极大偏失，仍旧偏重融资功能，强调为国企融资服务，而忽略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重大功能；没有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由过去的侧重发展过急地转向规范，没有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以至于对于规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妥善处理。结果是越规范问题越多，诸如诚信问题在2004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说明我们在规范的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结果是暴露了老问题，产生了新问题。 第二、上市公司与大牛市的关系 上市公司业绩是大牛市的关键，但目前上市公司的业绩难以支持大牛市的产生，这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业绩极其不稳定，波动巨大，每年业绩排行榜居前的上市公司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如1996、1999年受到市场追捧的绩优、高成长龙头，目前由于业绩大幅滑坡，大部分已沦为低价股甚至是ST股，迫使投资者难以长期持有，制约了大牛市的产生；即使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重融资、轻回报问题，表明沪深市场缺乏真正的蓝筹股，这是导致大资金无法长期持有股票的一个重要原因；优秀上市公司太少，迫使相对有限的资金集中介入有限的股票，一九现象、二八现象的长期存在只能引发局部牛市而无法引发整体大牛市。 第三、诚信与大牛市的关系 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诚信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但诚信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影响大牛市产生的关键不仅仅取决于市场诚信度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诚信危机的处理方式和力度上，如何减少或杜绝新的诚信危机才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还存在着重大缺陷：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诚信约束机制和制度，对于可能产生诚信危机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善，经常隐瞒重大事项，但对这种行为没有相应的机构、制度去约束；缺乏相应的赔偿机制，客观上放纵了诚信危机的发生；缺乏连带责任制度，对于负有连带责任的中介机构约束力不大，削弱了这些机构在制止诚信危机方面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偏重行政处罚、谴责，诚信危机代价过小，过分保护上市公司、中介结构利益，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没有切实可行地保护受害者利益。 第四、全流通与大牛市的关系 全流通不是大牛市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唯一条件，全流通不等于大牛市，国外实行全流通的市场并不一定产生大牛市，而在没有进行全流通的1996年、1999年，沪深市场同样爆发了大牛市。1999年大牛市爆发后，还在转配股上市情况下创出历史新高；全流通解决的只是市场本身的缺陷，其最大作用是使市场更趋合理和完善。但市场毕竟是客体，参与者才是主体，客体能否产生较大波动，关键取决于主体的力量与欲望，客体是被动的，主体是主动的；股权分置对大牛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权分置的解决方式是否真正体现主体意愿和反映主体利益。如果解决方法能够反映主体利益和要求，则会促进大牛市尽早产生，如果不能反映主体要求和利益，即使解决了股权分置，也不会产生大牛市，相反还会阻碍大牛市的产生。 第五、扩容与大牛市的关系 扩容与大牛市没有本质联系和必然关系，如果片面认为有扩容就不会有大牛市，无异于是说要大牛市，就不要股市规模的扩大。实践中，扩容对大牛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片面把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理解为单方面的扩容与无节制的圈钱，曲解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造成扩容无度；一味强调扩容的重要性，而人为割裂股票扩容与资金供给关系。在盲目扩容同时，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资金供应，破坏了市场的供给关系，造成人为的资金供给紧张，影响了大牛市的产生。而近几年市场上谈全流通即色变的实质也是因为在目前市场环境下，一旦实施全流通，则会进一步破坏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六、中小投资者与大牛市的关系 中小投资者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最为活跃、最为忠诚、贡献最大的群体，对于大牛市具有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没有了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根本就谈不上证券市场的发展，但中小投资者目前的现状无法助推大牛市的产生：亏损严重，处境艰难，无力拿出更多资金参与市场；话语权、表决权得不到保护，一些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小投资者根本没有应有的话语权、表决权。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接受外界强加的决定、结果，使他们的参与积极性遭受重大打击，加大了对市场的失望、悲观情绪；切身利益得不到维护，诚信危机给其造成的重大损失，无法得到法律维护，始终处在弱势之中，越来越失去信心；投资经历使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的缺陷，迫使他们对市场风险有了更加清醒的评价，从而使他们的入市积极性大打折扣，导致最近几年开户数大量减少，同时也加快了场内资金的撤离速度。 第七、基金与大牛市的关系 基金对大牛市的产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目前市场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机构主体。但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了对大牛市的积极作用：基金常常过早介入或过晚退出，以至于大盘出现调整时基金无力发挥机构投资者在稳定市场方面的作用；考核制度的缺陷，不管盈亏照提管理费，使得基金缺乏长期运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的盈利模式尚未形成，在老庄相继崩溃后，基金尚未形成新的有效的运作模式，大量交叉持股、扎堆集中持股，容易在股价有了一定涨幅后形成变现的羊群效应，缩短了大牛市的周期；缺乏卓有成效的成功榜样，市场对基金认同度和忠诚度不高，一旦出现一定盈利，赎回压力大，也影响了基金的长期运作；而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的注重避险特点，也使其参与程度不会深，持股时间不会长，盈利目标不会大。 第八、券商与大牛市的关系 券商是证券市场重要的主体之一，对大牛市产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券商力量对大牛市的影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难以凭借其自身力量引发或助推大牛市的产生，这主要表现在：角色的改变削弱了券商对市场的影响力。国九条在阐述发展机构投资者战略部署时，只提到基金及社保基金，没有明确提到券商，这说明市场对券商的定位有了变化；盈利能力大幅降低，处境尴尬。由于市场不断规范，券商历史问题不断暴露，自营、委托理财业务遭受重创；市场持续调整，经纪业务单一；为了挽救券商，应该给予券商更多政策，尤其是在扩大业务范围、疏通融资渠道方面，条件成熟时可以实行坐市商制度，真正发挥券商在市场中的机构作用。 第九、QFII与大牛市的关系 处在起步阶段的QFII对大牛市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主要表现在：现阶段QFII规模偏小，难以对市场波动产生较大影响；本土化程度低，尚难适应中国证券市场；资金运做不够规范，部分在赌人民币升值，对股票关注程度不高；QFII的实施对证券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主要是投资理念、盈利模式以及价值评估标准，加快了沪深证券市场股价结构的调整幅度，使得市场对股票价值进行重新判断。只是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判断标准，市场处在迷茫和摸索之中，延缓了大牛市的产生。 第十、咨询机构与大牛市的关系 证券咨询机构同基金、QFII、券商等机构相比，最接近和了解广大散户投资者。其股评和分析报告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力在几大机构中是最大的。咨询机构在技术预测、主流热点挖掘、对投资机构的舆论监督等方面在机构中有自己的特长和特点，凭借其无孔不入的广泛影响力，对引进、引导市场成熟投资理念，对大牛市孕育、产生，很多时候都能起到超前的启蒙预测作用，而在大牛市的发展、高潮阶段又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的咨询行业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但行业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咨询行业对大牛市更多的积极影响没有体现出来。国外成熟市场的咨询行业往往对市场、对个股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但我国目前咨询行业对大牛市的倡导、引导作用还有待切实增强，对大牛市的话语权、参与权没有得到保护。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改革没有反映咨询行业的呼声，咨询行业的桥梁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中小投资者最希望股市上涨 如果进一步把上述十大关系进行归类，实际上可以归为三类：投资者、筹资者和中介者。 第一类、投资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投资方是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在股票市场中，投资方形形色色。最原始的股票市场投资方是拥有资金的个人，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逐渐出现了机构投资者，包括企业、职业投资机构(如投资公司等)、代理投资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也成为投资者。为了简便，我们可以将投资方简单分为两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所谓个人投资者，是指使用自有资金在股市中进行投资操作的人；所谓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接受他人委托的投资基金管理者(QFII、企业、保险公司等机构是特殊的基金管理者)。 个人投资者都热切盼望股市上涨，因为在缺乏做空机制的沪深市场中只有股指上涨才有投资增值机会。对他们来说，恨不得股市天天上涨。即使他们已经卖出了股票，处于空仓状态，他们也还是希望股市上涨，以便买进别的品种可以赚更多的钱。 机构投资者则不尽然，证券投资基金的最大特点是集合散户资金集中操作，他们收取的所谓管理费与实际管理的资金净值相关而与盈亏多少无关。股市涨跌、盈亏多少，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更希望维持市值的稳定，以便多收取管理费。如对管理10亿元资金的基金来说，他们按照净值的1.5%收取管理费。在盈亏为0的情况下，他们每年的管理费是1500万元；如果利润增加10%，则多提取150万元，如果损失10%呢，则少提取150万元。也就是说利润波动20%，他们的利益影响只有300万元而已。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会在意股市涨跌。如果收取管理费的模式改变成有利润则提取、亏损则不提取，那么，机构投资者可能立即转变态度，全面希望股市上涨；券商固然也有希望股市上涨的欲望，毕竟券商的自营盘、委托理财盘要产生效益也要靠股市上涨。但在股市萧条期间券商靠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等照样能够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更何况作为国家资产的证券公司就算濒临破产也有政策、创新举措来挽救。 第二类、筹资方：上市公司 筹资方即筹集资金的主体，筹资方拥有项目，愿意出让项目的部分权益以寻找资金，期待利用资金发展项目。在股票市场中，筹资方是企业，他们通过在股票市场上的IPO(首次公开发行)成为上市公司，并且通过配股、增发等方式再次募集资金。为了简便，我们也将筹资方分成两类：一是首发筹资者，二是再融资者。 对于首发筹资者来说，由于新股发行价严重畸型，发行定价无法准确反映市场价值(虽然这种现象有望得到纠正)，甚至出现了只要是新股，就一定卖得出去的畸形现象，以至于新股首发资格成为紧缺资源。所以，在市场中IPO的企业几乎绝对不会关心股市涨跌。因此，大量新股发行必然会对股市构成压力，造成大盘下跌。 至于再融资，由于上市公司的主导者是大股东，即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代言人。对他们来说，法律禁止他们买卖自己公司股票以牟利，因此，绝大多数人不会关心自己公司的股票涨跌。而法人股股东在转让法人股时，主要参照的是净资产值，因此，他们全部的焦点在如何提高每股净资产。增发、配股、可转债都是提高每股净资产的好方法，所以上市公司都会有十足的积极性去再融资。而企业再融资，一般情况下将降低股票含金量，遭到投资者抛售，从而致使股市下跌。 第三类、中介方：服务者和管理层 联系投资方和筹资方的便是中介方，中介方通过在投资方和筹资方之间传递信息或提供服务，降低投资方和筹资方的交易费用，并以此收取报酬。目前市场上的中介方主要包括：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咨询公司、证券交易所、信息媒介，以及证券市场监管者。考虑到其特殊性，我们也可以将其分为服务者和管理者两类。 对服务者(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公司、咨询公司等)来说，股市涨跌与他们切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无论如何，上市公司、准上市公司都要请他们做顾问；对证券公司来说，他们有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他们关心的是交易佣金的多少，不论行情如何，只要有成交量他们就会有收入，所以股票下跌对他们来说不是致命的(当然有违规行为的除外)；咨询公司在服务者中相对是个另类，只有股市上涨，他们的日子才会好过一些，咨询费才能收上来。 沪深股市的管理者是中国证监会，它是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事业单位，它负责监督管理股市的日常运行。监管对象包括市场的各个主体，监管内容包括各个主体的各种行为，包括相关公司能够顺利融资、有关信息能够及时传达、沪深市场能够正常交易等，股市涨跌本身与他关系不大。 由此看来，在沪深市场的各个参与主体中，只有中小投资者最希望股市上涨。然而虽然他们数量庞大，但却过于分散，在市场中几乎没有发言权。相反，能对股市涨跌起作用的机构--投资基金、管理者、券商却都对股市上涨的急切度并不会太高。而上千家上市公司却是股市最大的空头，它们再融资的欲望时刻拖累着股市，他们不注重回报、对股市涨跌的漠视使得投资者始终无可奈何。 可见要改变股市的空头格局，营造出真正的大牛市，就必须把上市公司转变为多头。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上市公司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经营业绩、注重投资回报外，作为市场监管者的管理层也要及时改变监管观念。 监管体制制约股市发展 一、过分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众所周知，股市具有融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三大功能，其中优化资源配置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但是股市的这三大功能在目前的沪深证券市场中却显得模糊、混乱，甚至有失公允。我国资本市场将股市的主要功能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脱困解困提供融资渠道，过分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使得市场最根本的资源配置功能大大削弱，从而导致股指运行态势与宏观经济状况相背离。而单一突出的融资功能，更使投资者谈扩容而色变，亦严重影响了股市再融资，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就直接导致股市吸引力大大降低。这正如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委员波涛日前在《用新股市发展政策扭转股市发展危机》一文中指出的我国股市这十几年来所采取的粗放式、掠夺式的扩张性股市发展政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股市投资者利益的完全的漠视。我国股市这十几年来所形成的运转目标、运转模式、运转机制、运转的组织结构，其唯一目的就是为‘圈钱’服务。我国的股市在制订其基本政策时，可以反复考虑各方的利益，但唯独从来不认真考虑投资者利益，从来不认真论证它对股市投资者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十几年来，我国股市中所有活动的目标只有一个，这就是达到融资规模的最大化。即使有时我们可以稍稍减缓甚至暂停一段时间上市公司的融资活动，那也是为达到融资最大化目标所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因为有时投资者失血太多，已经没法再从他们那里抽出更多的血了，不得不让他们暂时恢复一下，稍稍喘口气。这种完全不顾投资者利益，大肆掠夺投资者利益的股市发展政策，正被越来越多的股市投资者所痛恨，正被社会主流储蓄资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我国股市不但被我国主流储蓄资金所代表的股市长期投资者所拒绝，而且也正被越来越多的我国股市短期投机性资金所拒绝。我国股市正在自己制造的困局中越陷越深，我国股市发展正面临自己造成的绝地。 因此，作为我国证券市场基石的股市定位问题，如果管理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厘定明确，就很难从根本上为股市的牛儿松绑。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股权结构的先天缺陷，股市的吸引力只能是越来越低。而没有吸引力的股市将会是一塘死水，因为投资者不管是投资还是投机几乎都赚不到钱，得到的只有缩水的财富、累累的伤痕。投资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处于弱势地位，其投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监管对象过于针对投资者 证券市场监管者除了使用纳税人的钱之外，更收取巨额市场监管费，该费用也来自于广大投资者，因此，监管者可以看作是投资者聘请的保护神，理应全心全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买卖的产品是上市公司的股票，产品质量是决定市场兴衰的关键因素，监管者理应把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想方设法斩断伸向上市公司的一切黑手。这就像消协保护的对象始终是消费者，而监督对象是那些提供商品的生产厂家。 但是长期以来管理层的监管对象却是以投资者为主，打击庄家、严禁操纵市场等行为最终使市场上私募基金销声匿迹、券商日子也很不好过。所谓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只扶持了证券投资基金，最终使市场成为单极力量，而基金对市场起到的只是助涨助跌的作用，并不能稳定市场。 如果管理层能够转变监管工作目标--管卖的不管买的，从严监管市场上唯一的卖家--上市公司，而对参与市场投资的各类主体全面松绑，如允许或鼓励民间资本以私募基金或其它一切合法形式进入股市，券商可以融资融券，银行、企业资金可以进入股市等。只要无严重扰乱市场并造成恶果的行为，就应允许并鼓励，让庄家向做市商发展，以提高股市的流动性。 我们不能空洞地表述监管工作的目标是设立一个三公市场，因为无论三公原则多么彻底地被贯彻，如果投资者仍然是亏损累累，市场将必然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一切有利于让投资者赢的行为都应该鼓励或推进，一切不利于投资者的行为都应制止或防止。我们不能只鼓吹投资有风险，而必须帮助投资者化解风险，促进投资者盈。当然这一切也是要建立在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也就是说，管理层要注重制度监管而不是行政监管。 上市公司缺乏诚信动摇了股市根基 如果说股市的定位问题是阻碍我国股市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在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还缺乏应有的诚信度，则是投资者防不胜防的暗箭飞弹，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股市的发展。据统计，在2004年6、7月间的44个交易日中，受到证监会立案调查和证交所公开谴责的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次数高达26次，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家上市公司收到监管层给予的黄牌。而在2003年一年中，上证所总共也只发布过14次公开谴责公告。两相比较，何等的触目惊心！在一个全社会呼唤诚信的时代，在一个最应该讲诚信的市场，上市公司以如此的诚信来换取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热诚和善良，实在令人痛心。 但是痛心又有什么用呢?在只有黄牌少有红牌的沪深股市，上市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并进而漠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最终的结果将会动摇整个市场的诚信根基，并最终导致整个市场陷入诚信危机之中，其危害之烈之大，实在不容小觑。君不见，仅仅上市10个交易日的江苏琼花(资讯 行情 论坛)(002002)就暴出了瞒而未报的三笔违规国债投资事项，其影响之恶劣可见一斑。这也难怪投资者对该股进而对整个中小板个股举起了双脚，中小板持续大幅下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类似江苏琼花的违规事情，在主板市场中也是不时出现，不诚信的花样也是百出：对外借款、贷款、质押担保等没有及时对外披露、与关联企业特别是母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业绩做假等等，都深刻地揭示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和诚信的欠缺。而一个失信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欠缺公平环境的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很难有生气和活力的，指望这样的市场走出大牛市无异于痴人说梦。 正是由于沪深上市公司缺乏长期投资价值，没有类似微软、可口可乐这样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大公司，通常是配合庄家操作进行业绩包装，以至于整个股票市场也缺乏长期投资价值。而投资者显得日渐成熟谨慎，不愿再盲目入市，所以大牛市的梦想也迟迟难以实现。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要改变目前的盛世危市，需要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密切配合与互动。目前，靠市场本身已很难扭转危局，我们需要政策和制度的组合拳来激活市场，重塑投资者的信心。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共同期盼大牛市早日产生，共同期盼一个市场各方共赢的局面早日到来。 参与撰稿：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建中 万国股市测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理事 张长虹 杭州三元顾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晓东 广州博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建信 青岛安信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群 渤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延 武汉新兰德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汉东 广州新升资讯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清明 大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英杰 北京金美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永明 博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光顺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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