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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7日，为了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万源市付出巨额报酬请来数名歌星演唱，其中，某个歌星独唱4首歌的税前报酬就达42万元，相当于当地农民平均年收入（2002年）的210倍。
报道说，7月17日，万源市有关部门发出红头文件，将演出票摊派给所属单位。万源市领导多次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最终，各单位被迫以各种方式筹钱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一些实在有困难的单位，只好以原价完成购票任务，再以半价把票卖出，以减少损失。万源市年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左右、赤字高达1.6亿多元，但据知情官员透露，包括座谈会、纪念大会、演出及相关城市装饰在内的整个纪念活动耗资约2000万元。
本来，万源市所搞纪念活动是一项严肃认真的政治活动，但结果在万源有关部门那里被玷污和扭曲了。纪念活动搞得如此扎眼和离谱，令人忧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万源市有关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深度介入和越俎代庖，公然拿着“政治任务”的幌子肆意搞排场，并且能顺利得逞，这是需要被摊派单位的配合和支持的。从报道看，被摊派单位虽然大都是叫苦不迭，但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人们在做一项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对利弊得失加以权衡。显然，发生在万源的“购票事件”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道义民情”和“官场规则”的博弈过程———对于万源市有关单位的领导而言，虽然知道这种摊派是违背民情的霸道之举，但考虑到上级领导对自己仕途的关键作用，“抗逆不从”这个风险是不值得冒的。
通过万源演出风波，我们看到了个别基层单位对权力的畏惧和逢迎，看到了正常的制度在强势权力干预下的尴尬与无力。如果听任这种委曲求全、唯上是从的思维方式蔓延，势必加重某些基层单位政治软骨症的病象，助长不良权力的跋扈与张扬。
从记者的报道看，那些答应接受采访的万源干部为向记者说出真话，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记者写道：“每次，我们都是约好，我先打车到某个地方的门口，买单下车；然后，被采访对象打车从某个小巷子中窜出，在我身边突然停车，我上车后，继续去往某个茶楼或者农庄。在走进茶楼的包厢前，双方一言不发，直至关上门，大家才热烈握手。‘请记者同志理解，要是被市里领导知道，我们就全完了。’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这样再三叮嘱。尽管如此，还是有众多干部群众凭着良知、冒着风险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基层单位领导的擢升与沉浮能更多地由来自下面的民意决定，他们也许就会按照党性、原则思考问题，慎重抉择，勇于向上级的不当要求发出质疑的声音了。
关于“官员追星”的不正常现象，国家有关部门已经重视并坚决制止，但在某些地方仍然没有根绝，对公共财政的使用没有经过法定的人大等的审核手续，没有按照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这是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需要引起重视并改正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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