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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语
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等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西方学者越来越关心亚洲国家的实力变迁所引发的全球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了James F.Hoge撰写的一篇有关全球权力变迁的文章，声称亚洲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将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发生变化。文章不无担忧地提醒西方当权者，应该重视这种权力从西方向
东方的转移———在他看来，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国家间权力的变迁很不寻常，而且几乎都是通过“非和平”方式完成的。
或许James的本意只是给西方提出警告，但他的言论却也给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提了个醒———因为外交的使命正在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目标，中国要在世界上实现“和平崛起”，外交所负担的“和平”任务将会相当艰巨，也对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手段与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以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以自己的权力价值观念衡量中国，《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用“强权更替”、“权力转移”等措辞来称谓中国的崛起，可以想象，在他们潜意识中，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崛起，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对抗、冲突甚至是战争。James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就不存在两强并立的局面，因而这两个国家在经历“两强并存”的局面时，将会面临无法预计的挑战。更复杂的是中国旁边还有一个雄心勃勃发展的印度，James们怀疑这三大亚洲强国能否和平共处。
这种氛围显然不是主张“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环境”的政策制订者们所希望看到的。为此，中国的外交精英们将需要更多的精力去说服其他国家：中国的发展与壮大并不可怕；在整个权力变迁过程中，中国扮演的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和平力量”角色。实际上，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到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外畅述的“和平崛起”，人们都已经清楚明白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在解读温家宝总理的话时认为，“和平崛起”从周边而来，周边国家比中国小，中国在处理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显然体现了其对外展现的行为，是以“绝对的自我安全”为基本原则，还是以“相互安全、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从近几年的外交活动来看，中国一直在向共同安全的方向努力，参与“朝核问题”的解决就是明证。
如今，“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概念已经不仅仅为中国接受，而且逐渐变成了决策规范，即不但认为这是一种策略，而且认为应该这样做。秦亚青认为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思维与外交思维上的重大变化。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这二者相结合，会更有意义。如果像前述文章所称，全球权力正从西方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而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主要影响力还是在周边亚洲地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中国以周边为依托发展自己，显然是明智的战略。中国和周边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比较平和、稳固，甚至是制度性的安全安排，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加入东盟条约等，这种格局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权力变迁的一部分，对于打破西方的认识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是某些西方学者所担忧的中日关系问题，冲突也并非是唯一的结局。事实上，尽管中日政治关系低迷，中日经济关系却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的强大经济增长需求刺激了日本经济，使日本走出了停滞10多年的经济低谷；反过来，日本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也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日政治关系近年来因为小泉的不负责任行为而未获突破，但很难想象中国或是日本会对“两强”并存的局面存有芥蒂———在这一点上，历史并不一定就代表未来。
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将来成功营造好大周边，与发展中的亚洲各国共同促进权力的转移，将会有更多的国际资源可以利用。在这个框架之内，甚至台湾问题也会比现在更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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