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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严鹏程
在刚刚结束的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凭借非凡实力和拼搏精神，一路过关斩将，以诸多足以彪炳史册的开拓性战绩，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上的全新突破。为了表彰他们的赫赫战功，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政府，从国内知名企业到有关基金会，无不充满激情地表示，力所能及地重奖这些奥运功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高层人士甚至在一
些公开场合明确表态指出，夺取具有开拓性、旗帜性意义的奥运金牌，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奥运金牌增长点，也势必鼓舞更多非优势项目奋发崛起，因此“对罗雪娟、李婷、孙甜甜这样的选手就是要重奖，不怕奖得人眼红！”
对于重奖奥运奖牌得主这一决定，只要我们曾经目睹过奥运鏖战的残酷，体验过奥运夺牌的艰难，领略过巅峰对决带给人们的震撼，感动过同胞夺牌后的激动与喜悦，也许谁都不应抱持任何疑义。即便从世界范围内讲，重奖奥运奖牌得主也是天经地义，就连一些非常穷困的非洲不发达国家，也考虑到奥运奖牌之于国家荣誉和对国人精神的激励，不惜大举破费，重奖功臣。
但令人不解的是，全国上下都予以普遍赞成的这一合理性举措，近来却遭到了不少人士的责难与非议。从“将金牌与奖金等价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的高调清谈，到“重奖金牌可能搞坏参赛选手心态”的“善意关怀”；从“奥运冠军能带给全民健康吗”的高声质疑，到“凭什么重奖奥运奖牌得主”的不问缘由的厉声责问；从“竞技场岂能成为名利场”的看似非常理性的讽刺，到“谁有权用纳税人的钱去给奥运冠军购车买房”的冠冕堂皇的“责任追究”，一时间，仿佛谁要敢再提重奖奥运奖牌获得者一事，谁就是在糟蹋奥运精神，谁就是在违背民意滥用纳税人的钱。
理性地说，重奖奥运奖牌获得者所涉金额巨大，关心者众，影响力强，而且导向性显著，如果不能很好处理，其不但不能达到预期奖励效果，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给得奖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考虑我国的基本国力、奥运金牌之于中国体育事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其他国家的奖励标准乃至奥林匹克精神，我们着实该有理有度，既不可让运动员“台上为国争光，台下受尽凄凉”，也不可不顾实力、不分类别，兴之所至，狂奖一气，让所有的得牌者转瞬变成富豪一族。
如果针对奥运重奖的责难与非议，都能真正地怀揣一颗爱国之心，出于对中国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怀，也就罢了。但可叹的是，从林林总总的责难声中，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对奥运奖牌价值之不屑与轻视，对奥运奖牌得主“居然能如此快速暴富”之心理不平衡。为了彰显他们这种“抗议”的非私利性，“重奖让奥运沾满了铜臭”、“重奖有失社会公平”就成了他们最为“客观”的批驳理由。
是的，体育竞技不是财富赌博，奥运奖牌不能当饭吃，在雅典奥运赛中赢得金牌总数第二名的好成绩也并不能说明中国全民体育素质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待在奥运赛场上竞技与获奖的意义，我们根本就不用参与奥运会了，毕竟600多人的庞大军团远赴雅典，不说这之前在国内的训练费用，光说参赛这段日子的庞大支出，就足以建若干所希望小学，就足以解决西部很多贫困人口的饮水问题，就足以让很多下岗工人实现再就业。如果再加上夺牌后的重奖，不知要为百姓谋得多少福利了。
对于这样的推论，只要是一个稍微具有文化的人，都是不屑于辩驳的。毕竟，在一个现代分工社会，每个行业、每个领域、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活动，之所以具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只因为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无法替代的功能定位。就奥运会来说，作为人类体育水平的最高展示，所带给现代人的视觉愉悦、心理震撼和精神激励，及其对全球民众体育运动的导向与示范作用，远非其他活动所能比拟。就中国奥运军团的战果来说，它不仅极大地展示了中国活力，展示了中国水平，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带给我们无限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国女排在与俄罗斯女排的冠亚军决赛中实现惊天大逆转取得冠军，到刘翔超越世界想象地在110米跨栏比赛中成为“世界飞人”，我们开始相信，“永远不要放弃梦想，直到最后一刻”；我们开始相信，“世界上没有中国人不能攻克的难关”！
人们是否还想过，在演艺明星出场费都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从巅峰对决中夺得奖牌、为世界人民带来无限心灵震撼和视觉享受、为炎黄子孙带来极大士气鼓舞的奥运奖牌得主，他们又为何不能享受到理所当然的奖金回报？从举重选手才力死在沈阳，到唐功红决赛场上冒死力举；从刘翔经年累月地、重复单调地在田径场上奔跑，到很多运动员退役后的全身伤病，我们可否知道，为了这枚奖牌，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既然每个行业的全球领先者都能尽享名利双收，即便最为神圣的科学界也不例外，凭什么奥运选手应该耻于谈钱，保持所谓的“纯洁清高”？其实他们也是人，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充分体现货币价值的社会。
由此看，无论于公于私，重奖奥运奖牌获得者都能说得过去。针对奥运重奖的“酸葡萄”心理和非议责难可以休矣！
《市场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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