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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道：今年以来，齐鲁石化公司贪污腐败大面积发生，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在此之前或同时，近两年共有20多名干部及职工被查处。
办案检察官认为此案有着惊人的“典型性”：从全国看，地市、县一级国企大多已彻底改制，而像齐鲁石化这样的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大、职工人数多、改革难度大，因此改革较慢，是目前国企改革的最后“堡垒”，呈现出明显的“改革滞后综合症
”。
一些干部职工则反映，腐败案背后隐藏着的是种种体制弊端：一是管理体制混乱，子公司、分公司、存续公司“三碗饭”搅成了“一锅粥”；二是计划经济色彩浓厚，责权利关系失衡；三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化，企业内买官卖官之风盛行，裙带、地缘、同学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四是分配制度不合理。
大型国企存在的诸多“病灶”，在具有国资背景和政府任命背景的董事长身上，几乎都能找到症状。近些年，董事长“出问题”的不少，而具有国资背景的董事长“出问题”的更多。
按说，董事长既不太具备腐败的动机，也少有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国资董事长之所以腐败频出，主要是背景的“特殊性”必然导致其价值目标、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的“变异”和扭曲。有的，甚至压根儿就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董事长，仅仅是借其名而已。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须首先是真正的股东，且是大股东、最大的股东。“股东”者，意味着该企业的部分、大部分资本（资产）犹如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名下的私产。股东只有一个心思：如何保证自己的收益权，以及通过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更大的收益权。董事长又怎样腐败呢？无非是贪污、侵占、挪用、受贿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等于把自己这个口袋的钱“偷”出来装进那个口袋里，这不是没事找别扭吗？至于索、受贿，则更加不合情理：凡受贿者，一般都是以十倍乃至更多倍的公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私利，没有哪个真正的董事长算不过来这笔账，如此“傻冒”地舍大而求小；甚至可以认为：董事长也许会犯法，例如偷税漏税、通过行贿官员获取额外公司利益等等，但经济理性决定他会去腐败。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然竭力完善内部制度。倒不完全是因为《公司法》规定了其应怎么做不应怎么做，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纯粹是保障公司健康运行。例如，西方企业普遍实行一种内部审计制度，董事会下设由3－5名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重视内部审计的目的是督促企业规范高效运作，最大程序地规避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然首先包括董事长的自身利益。在这种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内部审计制度制约下，董事长要想贪污、挪用、搞特殊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董事长很希望这样的监督，因为通过这种监督制约所保障的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司整体利益，比没有监督而可能获得的“腐败利益”要大得多。
要做真正的董事长，必然重视内部“经济民主”。一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许多通过投资入股而获取回报的人的“利益共同体”，董事长则是这个共同体选举产生的“头儿”。
按照“权力者只对权力授予者负责”
的原理，董事长必须毫无条件地对全体股东、董事会负责。如今，地方政府的一大顽症是行政首长“一言堂”，盲目投资、政绩工程、卖官鬻爵等等，皆源于这种“一言堂”。按说，政府有着完善的运行制度和议事规则，那么多参加常委会的人、那么多职能部门，面对一把手的荒唐提议和行为，为何不予以抵制和制约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把手的荒唐，也许损害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但并不直接损害这些人自身的利益。董事长当然也是企业和股东们的“一把手”，但由于其一举一动都可能直接关乎股东的利益，因此他必然会受到严格的制约，从而决定他不可能也像地方政府一把手那样大搞“一言堂”。
假如笔者上述分析基本勾画出了一位真正意义的董事长的价值目标、思维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决定这些特征的体制基础和文化基础，那么，现实的国资董事长的“变异”和扭曲也就不难理解。或者说，国资董事长是否能认真遵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的行为规则和规律，并不取决于个人素质和操守，而是取决于他身后的背景和体制。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的彻底变革予以解决，而不能寄希望于某个董事长。
（《中国经济时报》刘以宾）
《市场报》 (2004年08月31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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