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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
眼下，中国经济界的热点似乎集中在了“一件事”、“一个人”身上。“一件事”是指宏观调控，“一个人”则是炮轰国企“私有化”改制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围绕这两个“一”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不同的是，从去年说到今年，已持续有相当
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的争论仍然进行在理性的轨道上；而郎咸平引出的国企“私有化”的议题争论虽然才开始两三月，却早已偏离理性的轨道，在情绪化的轨道上滑了很远。有些交锋甚至偏离了论题本身，专注于争论者的立场利益起来。让不了解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人看来，这更像是不同利益阵营间的“口水仗”，而非学术争论。
其实，郎咸平关于国企“私有化”改制的批评并非新鲜。他的观点———目前国企“私有化”改制，是“在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改制”，缺乏公正性；同时作为国有资产真正所有者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权，缺乏透明性———不过是他对国有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的MBO(管理层收购)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批评的延续。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早在好几年前就出现过了。去年初，各地纷纷将“国退民进”指标化的时候，舆论就已深入探讨过“国退民进”中的法律缺位与程序透明的问题。
那么，为何郎咸平这一并不新鲜的批评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当中不排除郎咸平所发难的企业———格林柯尔、海尔、TCL等，其本身很有“新闻缘”；也不排除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确走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改制，许多国企亏损包袱越背越重，企业难以为继；改制，因缺乏法律与制度的支撑，很容易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但根本的缘由却是，在持续20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究竟需不需要加速私有化进程，以给中国经济注入更新、更长久的活力？
产权制度改革是经济改革绕不过的坎，但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孤军深入。这些年，我们一直关注着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许多调查分析表明，尽管俄罗斯政府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先后颁布了数以千计的法律、法令，并力图在市场监管、金融服务等方面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培育私有化发展的社会运转体系。但是，其私有化进程仍避免不了贫富差别的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动荡。
而眼下，我们在法律、市场监管、社会监督、金融服务等方面体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远不及私有化之初的俄罗斯。加之中国所必须面对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特有的“三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推进私有化，很可能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腐败、贫富分化加速等。
最近，有一篇《中国发展逼近临界点》的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逼近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不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2000美元，或者更高的指标，而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文章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临界点。
因此，贫富两极分化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管郎咸平炮轰国企“私有化”是否有其要出名的私利，是否出于“仇富”，但他所指出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连锁反应，不仅不容忽视，而且要全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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